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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问世”，到“隐退”，再到“重出江湖”，在各地为提振楼市各出新招的背景下，曾流行于棚改高峰期的房票又重新回到了大众视野中。 　　乍听上去，“房票”一词颇具年代感。搜索相关历史报道发现，从2005年起就有部分地区尝试给拆迁户发放房票购置新房，后在2015年左右因棚改货币化的浪潮推广开来，并随着2018年棚改的退潮而“隐退”。 　　如今，以广州、郑州为代表的多个热点城市重新祭出这一调控手段，也再度激起了千层浪。 资料图：航拍一处新建住宅。中新社记者 吕明 摄 01 　　广州成首个出手的一线城市 　　在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工作之际，日前，《广州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2021-2035年)》《广州市城中村改造专项规划(2021-2035年)》经第四届广州市规划委员会地区规划专业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其中，最引人关注的莫过于提出“优化成本核算与征拆标准，探索房票安置政策机制，拓宽城中村改造资金支持渠道等策略，破解城中村改造难题，提升改造效率”。广州由此成为首个明确提出“探索房票安置政策机制”的一线城市。 　　梳理发现，2022年就已经有很多城市出台了相关制度，如郑州、南京、厦门、贵阳、无锡等地都有小范围、短时间推行房票安置政策。“本次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讨论，原因是房票以往在二三线城市提及较多，本次一线城市也提及，会被认为是否代表了什么政策风向。”易居研究院研究总监严跃进表示。 　　“广州的房票政策，客观上体现了城中村改造和安置工作发力的导向。说明目前市场热点城中村的改造在加速，且会更好地和房票结合。”严跃进说。 　　房票上一次引发较大关注是在2022年6月，郑州成为本轮“老招新用”中首个出手的省会城市。具体而言，郑州中心城区的棚户区改造将推行房票安置，对被征收人使用房票购买商品住房，给予安置补偿权益金额8%奖励，且不计入家庭限购套数。 　　那么，房票安置到底意味着什么？镜鉴咨询创始人张宏伟解释称：简单理解就是一个项目要拆迁，不给住户分房子(实物安置)，或直接马上进行货币补偿(货币安置)，而是给到一张面值基本等同于或略高于货币补偿金额的支票，以在市场上买房子抵房款。这样开发商收到的不是现金而是房票，之后再找相关政府部门兑现。 02 　　已推出房票的城市情况如何 　　“拆迁拆迁，一步登天”“房子一移，兰博基尼”……从事房地产销售工作多年的程磊(化名)一口气能说出好几个与拆迁有关的顺口溜。他表示不难理解房票政策的推出：“之前有很多人拿到拆迁补偿款之后，要不就是离开本地，要不就是存到银行不动了，房子很难再周转起来。” 　　身在浙江的韩女士正在经历宅基地拆迁后的选择。“我们拆迁的方案提供了安置房和房票两个选项。安置房的价格每平方米两千多元，平均每人九十多平方米，一套房算下来30多万元；房票则适用于指定几个区域里的几个楼盘，可直接抵扣，而且早定下还有折扣，比如3个月内买房可以多抵扣20%左右。” 　　“我总觉得安置房以后不好卖，而且环境、物业都不如商品房。还有就是我们这的房票是可以转让变卖的，后续也可以把房票换成现金，所以目前还是比较倾向于换房票。”韩女士说。 　　正如韩女士所言，在未规定房票不可以转让交易的城市，催生出了一部分人进行房票的买卖，手中有多余房票的苗先生正在了解相关情况。…

十年前，当张先生离开西北农村到大城市做电焊工的时候，工作机会有很多。他每天能赚三四百元，还能设法把大部分都存起来。 但今年，他还没找到任何电焊工作。3月，他搬到南方大都市广州后，唯一的收入来自他在一个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上销售减肥产品，40天大概挣了6400元。他必须随时回复客户的咨询。现在他完全找不到工作，也花光了所有积蓄。他住在月租约400元的狭小单间里，但依然要省吃俭用。我们谈话的那天早上，他说他吃了一碗泡面，每天就吃两餐。 村里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张先生的家人在一小块地上种玉米，每年收入约1400元。他的祖父母都74岁了，仍然在务农，每人每月领取的养老金不到110元。他的父亲在北京做农民工，母亲失业了，目前正在找工作。 28岁的张先生要求仅具姓氏，他尚未结婚，也不打算要孩子。“太远就不敢想，”他说。“眼前就是挣点钱嘛。”他说如果找不到工作，他很快就会回老家。 多年来，农民工一直是中国经济崛起的秘密武器。他们离开农村前往大城市谋生，把赚到的钱寄回家，即使这意味着他们必须长时间劳作，住在拥挤的宿舍，也很少能见到亲人。 他们建造了中国的摩天大楼、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但一些高级官员称他们为“低端人口”。他们低廉的工资帮助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国，并让这个国家的特大城市充满活力喧嚣。 如今形势艰难，工作愈发难找，中国社会福利极其薄弱的约3亿农民工几乎失去了退路。他们享受不到和城镇人口相同的医保、失业和退休福利，哪怕后者的社会保障网也已满是漏洞。一旦过了劳动的黄金年龄，农民工就得返回家乡，不能成为城市的负担。 因为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工作更少了，农民工是中国经济低迷时期最脆弱的群体之一。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2020年的讲话中承认，“经济一有波动，首当其冲受影响的是农民工。” 他说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有2000多万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工返乡。而在2020年，有近3000万农民工因为疫情被迫留乡，也没办法工作。 很难衡量当今的困境给农民工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失业率略高于5%，但这仅代表了城镇失业率，而且也被认为是少计的结果。2022年，农民工的月均收入为4615元，还不到公务员的一半。而且这些数据也不完善，因为只包含了农民工能打工的月份。 习近平在讲话中宣称，2008年和2020年农民工的大规模返乡没有带来任何社会问题，是因为他们“在老家还有块地、有栋房，回去有地种、有饭吃、有事干”。 但尤其是对那些曾在城市长大成人的年轻农民工而言，回到农村的前景往往是黯淡甚至令人恐惧的。他们都能看到未来的样子。他们的父母和祖辈可能要劳作到身体无法再支撑的那天，生了病也不愿就医。他们通常没有失业金，也不能像一些城市年轻人那样可以依靠家庭，因为他们父母和祖辈的养老金“就能买个盐”，另一位农民工亨特·葛（音）这样告诉我。 “中国人没有退休，特别是在农村，”他说。他的祖父已经90岁了，每天还在河南的一处农场清理猪粪。 葛先生17岁离开农村到工地和工厂打工。在苹果代工厂富士康工作的六年间他享受到了红利。但今年失业后，他拿不到任何失业金，由于地方政府负债累累，这种情况并不罕见。34岁的他如今在另一家苹果代工厂工作，每天轮班10小时，住在工厂宿舍里。 我们谈话的那天早上，他刚刚结束从晚7点半到早7点的夜班。由于苹果最新款iPhone的需求巨大，他已经连续工作两周，没有一天休息。 他觉得在父母和祖父仍在劳作的情况下，自己不能回到村里无所事事。“ 确实不合适，”他说。 我采访的大多数农民工都要求匿名，因为担心遭到政府报复。毫无疑问，他们的日子比其他农民工要好些，也更关注自身的权利。至少在谈论自身处境的时候，大多数农村人是比我采访的年轻人态度更保守的。 “我的理想国家是百姓安居乐业，食品安全，身心言论自由，司法公正，媒体能揭露不公，对劳动者能给予五天八小时工作制，”失业的电焊工张先生说。“如果能做到这些，无论是哪个人执政，哪个党派执政，执政多久，我都支持。” 农民工面临的另一个现实是，和习近平说的不一样，回乡务农赚钱的路是走不通的。可供他们耕种的土地不够多。他们在中国官方和学术论述中被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是有原因的。 “就是那些打不了工的人去种，”西北省份甘肃的农民工关先生说，“因为收入太低了。”…

中国商务部宣布2023年8月5日起，终止对澳大利亚大麦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 这对於中国精酿啤酒行业来説是一个喜讯。 大麦芽是酿造啤酒的关键原料，澳大利亚大麦芽一直占中国需求量的一半以上，北京三年前开征关税，重创精酿啤酒行业。 一位资深酿酒师说，没有了澳大利亚大麦，他只能用相对更高的价格去采购其它麦芽，而啤酒生产价格被拉高，最终还是由消费者买单。 中国市场研究集团（CMR）董事总经理雷小山表示，北京解除澳大利亚大麦关税，意味着中澳贸易正在改善，他预计未来几个月到几年内会有更多的关税取消。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啤酒市场，今年市值料达1250亿美元。其中在新兴的精酿啤酒市场，目前有1.3万多家相关企业，业界都期待关税解除后能降低成本，吸引更多消费者。 来源：英国广播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