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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北京10月31日电（记者张翼）中国贸促会31日发布《2023年第三季度中国外资营商环境调研报告》显示，超八成受访外资企业对中国营商环境评价满意以上，中国市场对外资企业仍保持较强吸引力。 　　 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张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三季度，中国贸促会对700家外资企业进行调研访问，其中67%来自制造业，64%为小微企业，形成了该报告。 　　 报告显示，在“非常满意”“满意”“一般”“差”“很差”五个选项中，八成以上受访外资企业对中国营商环境评价满意以上。其中，超九成对“纳税”评价满意以上，近九成对“获取经营场所”“市政公用基础设施报装”“解决商业纠纷”“办理结业手续”“市场准入”评价满意以上。 　　 从产业链布局看，七成受访外资企业在华产业链布局趋向“保持稳定”，这一比例较二季度环比提高4.57个百分点；从在华经营现状及预期看，八成受访外资企业预期本年度利润持平或有所提高，近九成预期未来五年利润持平或有所提高；从发展机遇看，受访外资企业连续三个季度认为“技术创新与研发”是中国市场最大的发展机遇，约半数具有增资意愿的受访外资企业考虑在西部地区增资；从发展期盼看，受访外资企业普遍希望进一步“保证供应链、产业链稳定”“提高产业配套能力和集聚效应”“增强助企纾困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发挥贸促系统服务外资企业工作专班功能作用，会同有关部门，及时反映并推动解决外资企业合理诉求，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吸引广大外国投资者继续选择中国、投资中国，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张鑫说。 来源：财经人

台北 — 中国在国安至上的氛围下，吓跑了很多外商，现在连一些企业到中国的商业差旅都是尽可能地能避则避，能免则免。观察人士说，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一直极欲对外展现中国的政经成就，但现在外商都不敢踏入中国去实际感受“中国梦”的成就，只能在外围观察，这都是因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推动的“中国梦”是一种极权主义的“奥威尔式”中国梦，让人避之唯恐不及，实在是一个很讽刺的现象。美国银行在9月中的一份全球基金经理人调查显示，由于对中国经济不景气的担忧，有外资大量撤离中国，“避开中国”成为投资人最坚定的信念之一。与此同时，在中国的外商高管遭到中国政府禁止离境也时有所闻。最新的案例是美商风险顾问公司德安华（Kroll）的驻香港董事总经理麦可·陈（Michael Chan）被禁止离开中国。早前几天，全球金融服务机构日本野村国际香港分公司的中国投资银行事业主席王仲何（Charles Wang Zhonghe）也传出被禁止离境。这些都是中共当局以国安为由对美商顾问公司“美思明智”（Mintz Group）以及“贝恩”（Bain）公司等外商企业展开调查的一连串事件。然而，中国仿佛成了一块“禁地”，除了外商高管被“禁离”中国之外，身处中国之外的外商人士也尽量避免进入中国，对于到中国的差旅多半“能免则免”，或各有一套因应模式。 差旅能免则免位在台北的知名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及管理顾问公司的副总经理赖女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公司在口头上会警告要去中国出差的员工，如果在社交媒体上有发表比较多强调民主自由言论的人，那么到了中国行事要特别小心。在政策面上，则是会发给差旅人员每人一部“干净”的笔记型电脑，里头只放该次出差所需要的东西，并会要求绝勿携带平日在公司使用的电脑至中国。赖女士说，公司还会建议最好也不要带平常使用的手机入境中国，而是尽可能找一支旧的或已经没有在使用的“干净”手机，里面也不要灌有任何非差旅所需的软件或社交媒体APP，也不要留有任何的对话纪录，手机就只是单纯作为跟公司与客户联系之用就好。她说，这是为了避免员工在进出中国海关时，可能会被抽检随身电脑与手机而造成公司商业机密或客户隐私流出的风险，也是保护员工的人身安全，因为最好的方法就是“即便被抽到，他们也查不出什么”。赖女士表示，公司虽未明文禁止到中国出差旅行，但确实有变得比较少一点，除非像业务部门因为必须要到中国查帐不得不去外，其他部门则是能省就省。她认为，这是因为新冠疫情之后，线上会议已经逐渐成为一种常态，加上现在也很强调企业社会责任（ESG），减少飞行就是减少碳足迹、落实环保的一环，在这些综合考量下，公司就会觉得如果非必要其实就无需出差旅行，再加上中国又有《反间谍法》等法令的顾虑，自然更有理由“非必要不去中国”了。华尔街日报10月6日报道，一项与美国政府有关的调查发现，有近五分之一的受访者正减少前往中国的商务旅行。报道并引述旅游公司ATG Travel Worldwide总裁克林斯（TammyKrings）的观察说，美国公司取消或推迟赴中商务旅行的情况在最近几周增加了25%左右。另一位美国国际安全服务公司全球警卫（GlobalGuardian）的执行长巴克纳（Dale Buckner）指称，过去8个月期间，他的一些客户，包括律师事务所、制造商、咨询公司和在其他公司工作的人，都曾在中国机场或酒店内被拘留或审讯，时间通常在2至5个小时之间。置留审讯新加坡一位在美商知名国际药厂从事产品教育训练工作的庄先生就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曾有过类似的经验。他说，几个月前到香港出差时，他在入关时被带进“小房间”，护照也被没收，他询问有什么问题吗，对方回说没有。庄先生说：“我的感觉是他会需要另外一个人的approve（核准），也不是黑名单，他也没跟你讲有什么事情，但是他们可能有第二关要有人按Yes我才过得去。”庄先生说，他被置留的时间前前后后大概20分钟左右，“我觉得他是把我护照的每一页都拿去影印了吧”，但他也说，香港海关人员也算满“周到”的，会直接跟他说明说，他们是依据哪些法源依据而做出这些行动。庄先生表示，中国在“国安法”、“反间谍法”、“对外关系法”、“反外国制裁法”等法律下，等于是“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如果要到中国出差确实会有些心理压力。虽然公司并未公告禁止到中国出差旅行，但他已经近两年都没有接到要去中国内地出差的派令。庄先生认为，在现在美中对峙的情况下，美国人的身份可能会更敏感一些，尤其如果有任何把柄被抓到的话，他就会用所谓的法源依据将人扣留下来，作为跟美国的谈判筹码。 讽刺的中国梦外商人士在中国被禁止离境，而在外面的外商又不敢到中国出差，分析人士认为，这对习近平的中国梦无疑是一大讽刺。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系教授孙国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一直想要对外展现中国的政经发展是成功的，而这种成功的原因非常高度的是来自于打开国门，吸引全球的外资进到中国投资，造就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但现在因为受到国安法的相关法律问题，而让外商不愿意或者尽可能地避免去中国大陆，代表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终止，取而代之的是列宁帝国主义的彰显，这将对中国希望吸引外资造成更严竣的挑战。孙国祥表示，在习近平主政之下，国家安全已经变成最优先事项，这其实在习的第二任期就已经有一点苗头出现了，只不过到了第三任、特别是疫情过后，就变得更加严重了，这让习近平所推动的中国梦变成是一种“奥威尔式”的中国梦，意思是说在极权主义的大规模监控下，让外商对于中国止步。他说：“那也就是说，外面的人其实不敢进入到中国大陆去感受中国梦的成就，只能在中国的外围观察。”今年5月被中国政府以“涉嫌泄露国家机密”而被调查的美商咨询业凯盛融英公司，在10月3日于微信公众号发布声明表示，经过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后，已经通过国家安全合规整改验收。声明称：“公司深刻认识到，咨询行业必须增强安全和忧患意识，坚决堵住管理漏洞，持续提高安全防范标准，积极落实国家安全主体责任。”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这些公司越来越像一个中国公司了。”他表示，外商公司没有人会喜欢这种低声下气地去向共产党的官僚忏悔、检讨、作保证或求怜悯的行为，没有人愿意的，每个人都希望有一个尊严的生活。这些公司显然现在是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这么做，不得已的原因可能是合同还没有完成，有些生意还要继续，无法一下子就撤出，但这种做法只会导致外商萌生去意，然后慢慢找机会撤出中国，转移到其他更好的地方去，因为中国整个经商环境变得对外国人越来越有敌意。 组织渗透台湾南华大学教授孙国祥表示，中共是一个很重视组织渗透的政党，它必须要让共产党员渗透到所有的组织里面。对于在中国的任何组织，中共几乎都已经完成渗透了，包含台商或港商早有共产党员进到内部去建立党组织或党分支机构，“而外商成了最后一块拼图”。孙国祥说，中共或许没有办法直接进到外商公司去建立共产党分支机构，但它可以透过所谓的“整改”来要求外商必须将内部的人事资料全部摊开来给中共检查。他说，当然这代表这些外商可能目前在中国还有盈利空间，所以还能做出一些让步，但当这种让步跟企业的营运成本已经达到一个极限，或者跟企业本身运营的内容相违背，比如很多数码产业的资料本身就是公司最重要的资产，个人资讯必须受到保护，但中国政府却要求提供相关资料，这都会让一些外商对于继续投资中国裹足不前。彭博社报道，自2021年12月至今年6月底，已有高达1.37万亿人民币的外资出逃，这还是在中国股市在8月出现创纪录的120亿美元资金外流之前。为了挽救外资，中国国务院在8月13日发布了一项涵盖六个领域的24点指导方针，承诺中国将继续推进高质量对外开放。中国国家网信办也在9月28日发布了放宽数据跨境流通的提议，被认为是中国政府迄今对外国公司最明显的让步。但谢田教授表示，这只是中共当局的一种敷衍，而不是真心让步，因为外资正在逃离中国，中国需要外资来挽救经济。实际上，中共对于外商并不信任，它很害怕外商跟中国境内的反共势力结合起来，或者是把外国的民主自由理念带进去中国。谢田教授说：“因为任何自由社会的那种正的理念，一旦在中国国内出现的话，实际上就是对共产党倒行逆施的一种反衬，一种映照。 资料来源：美国之音新闻

中国商务部周五(15日)表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万3154家，年增33%；同时，实际流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为人民币8472亿元，同比下降5.1%。 这也是中国吸收外资连续第3个月下降，相比1至7月数据又下降1.1%。 中国商务部外资司负责人称，1至8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出现下降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世界经济恢复缓慢，全球跨国投资乏力；二是去年同期基数较大。去年前8个月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也是历史同期最高的。 相关负责人还称，外商投资是市场行为，阶段性波动是正常的。 中国商务部周四在北京刚刚召开了《全国稳外贸稳外资电视电话会议》。在中国经济疲软、外资纷纷撤离之下，官方正急于稳定外商投资。 资料来源：自由亚洲电台新闻

　　中新社北京8月15日电 (记者 夏宾)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15日公布数据显示，按美元计值，2023年7月，银行结汇1677亿美元，售汇1825亿美元。2023年1月至7月，银行累计结汇13001亿美元，累计售汇13132亿美元。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对记者表示，7月份，国内基本面预期改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企稳回升。在此情况下，市场主体“逢低购汇”有所增多，属于正常的理性交易，再加上对外分红派息进入季节性高峰，使得当月银行结售汇呈现小幅逆差。综合考虑其他供求因素，境内外汇供求保持基本平衡。 　　王春英表示，主要渠道跨境资金流动总体稳健。一是货物贸易仍是跨境资金流入的基础性来源。7月份，货物贸易项下跨境资金净流入规模维持较高水平，高于上半年月均值。二是境外资本流入态势逐步向好。外商来华直接投资跨境资金净流入回升，7月份净流入规模为近一年来次高值；来华证券投资跨境资金保持净流入，外资总体净买入境内股票和债券。三是境内主体有序开展对外投资。 　　王春英称，展望未来，全球主要经济体紧缩货币政策接近尾声，相关外溢影响将有所缓和。中国经济具有巨大的发展韧性和潜力，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随着政策组合拳效果不断显现，中国经济将持续恢复向好。同时，中国国际收支结构更加稳健，市场主体理性程度持续提升，宏观审慎调节工具不断完善，外汇市场稳健运行的基础依然坚实。(完) 来源：中新网

香港 — 中国对于外资企业的吸引力今非昔比，近期更受到《反间谍法》的阴影笼罩。中国国务院8月13日出台24项措施，鼓励外资企业在中国境内再投资。金融学者认为，意见文件由国务院直接出台并不寻常，但有关措施缺乏新意，相信会陆续有更多外资撤出中国。中国国务院8月13日印发吸引外商投资意见文件，要求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营造市场化和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更大力度、更加有效吸引和利用外商投资。 “三头马车”外资占据重要比重 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国臣表示，在支撑中国经济的“三头马车”(出口、投资、消费)当中，外资占据重要比重。王国臣说：“外资是驱动中国大陆出口很重要的来源。若外资投资下降，可以预期的是，后续出口也会消减。外资的技术带动中国大陆的技术升级。出口产业吸纳了很多的就业人口。若外资下降，中国大陆的失业问题相对来讲也会变得比较严重。” 毕业于山东大学、现居澳大利亚的金融学者司令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当局十分清楚，外资的去留会触发羊群效应。司令说：“只要有外资依然选择留在中国，其他外资就会跟风而进，因为它们会认为，外商依然能继续存续以及持续性发展。外资这种羊群效应对于中国经济增长而言是不可或缺的。目前中国经济出现近年从未出现的下行压力，内需又如此疲软，失业率也居高不下，更加突显了外资在拉动中国经济所起到的作用。”实际使用外资跌幅或大于官方公布数字根据中国商务部今年7月份发布的数据，今年上半年的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较去年同期下降2.7%。司令解释说，实际使用外资与名义上外资在中国的投资情况是两码事。 司令说：“实际使用外资要求的不仅是外资在中国的账面资金，还必须在中国有实际经营、构建，而且已经运作一段时间的主体，统计门槛相对较高，要求更严苛，实际使用外资更能体现外资对于中国的态度，以及中国政府吸引外资的能力。”司令说，目前看来，不少外企对中国的经济前景仍然持观望态度。司令：“实际上外资持币观望的心态十分浓厚。市场上，持币者多，雷声十分大，对于中国的经济前景，讨论的风声非常响亮，但实际上，能在中国拿出钱来买地、建厂、加工，实际发展下去的外资比去年更少了，更多外资对中国是用脚投票的。” 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学者王国臣形容，实际使用外资是中国GDP的增长来源，也带动了中国大陆的出口，更重要是带动了中国大陆的技术成长。他认为，中国实际使用外资的跌幅比官方公布的数据更为严重。王国臣说：“实际使用外资的减少会冲击到投资、出口、技术升级和就业。要特别说明的是，中国大陆的实际使用外资只有算流进去，没有算流出来。譬如说，美国的一家企业在中国大陆设厂了，或者把资金移转到国外去了，中国大陆是没有统计这个的。” 中国国务院罕有直接出面稳外资中国国务院上月相继推出促进民间投资和扩大消费的政策，现在又出台意见文件以吸引外资，金融学者司令认为，这并不寻常。他说，以往关于刺激外商投资的事务性工作，是由商务部、人民银行、财政部等部门，以国务院部委名义出面，这次却由中国国务院直接出面，这表明了外资撤离中国的速度高于中国当局所预期，中国中央政府束手无策，只好以高姿态对外资展现诚意。司令批评说，这二十多项政策缺乏新意，老调重弹，只停留在舆论宣传层面。这些措施原意是稳住外资，但最终恐怕会适得其反。司令说：“中国政府再度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并没有真正的回应外商投资在中国的各种诉求。现在外商在中国遇到的最大问题是要求中国政府践行它出台的文件当中，所列举的各项投资优惠政策，能够真正为在华外资创造良好的、比较宽松的行政、社会、资本、税收、人力资源、土地政策等各方面的宽松环境。但很明显，中国政府现在缺乏资源，也缺乏诚意。这和中国政府向左转、内循环为主，外循环变成辅助的基本战略定位，是不无关系的。” 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8月14日的记者会上，有境外媒体提及有外资担忧《反间谍法》，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朱冰回应说，企业只要依法合规经营，完全不需要担心。朱冰表示，以立法形式防范打击间谍活动、维护国家安全是国际通行做法。外资企业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欢迎外资企业来华发展的态度一贯和明确。司令认为，中国商务部的说法站不住脚。《反间谍法》有可能被中国政府用作打压外资的手段。司令说：“中国政府以往有怂恿它自己的国企还有科研机构赴欧美偷窃关键性敏感核心技术的先例，成为违反国际规则的始作俑者，欧美国家才采取反制措施，出台相关的反间谍法，保护本国的知识产权。现在它也出台一个反间谍法，很明显就是一种报复。”台湾学者王国臣说，法制模糊始终是外资对中国最大的顾虑。王国臣说：“中国大陆的立法都是原则性或纲领性的条约，并没有详细的细则，会让民众或者企业无所适从，到底什么叫违反反间谍法或者相关的一大堆数据法、网路安全等，外资是无法安心的了。它们的执法没有一定的规律，不止外资搞不清楚北京当局的底线，就连国有银行或中共高官也搞不清楚。商务部这样说无法抵消外资的忧虑。” 来源：美国之音中文

作者：黄惠康（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国家高端智库武汉大学国际法治研究院特聘教授） 　　2023年6月28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这是新中国首部基础性、综合性对外关系法律，是对外关系领域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完善涉外法律体系，提高对外工作法治化水平的重要成果。 　　制定对外关系法，凝聚了我们党在对外关系法治领域理论与实践发展的最新成果，守正固本、创新发展的意涵浓郁。通过守正，确保对外工作的方向正确；通过创新，实现对外关系法律体系的系统集成。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对外工作形成了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的方针政策。不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独立自主、爱好和平，不依附、不屈从于任何外部势力，坚持以维护世界和平为宗旨，始终是新中国外交的本质特征和重要基石。这些长期坚持的对外方针政策在外交关系法中获得了固本传承和创新发展。 　　对外关系法的守正固本，集中体现在该法第一章总则和第三章发展对外关系的目标任务条款的“坚持”之中，具有强烈的外交政策法律宣示作用。发展对外关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奉行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加强国际安全合作，完善参与全球安全治理机制，坚持联合国维和行动基本原则；坚持公平普惠、开放合作、全面协调、创新联动的全球发展观，构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促进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同本国实际相结合，尊重和保障人权，推动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坚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尊重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在对外援助中尊重他国主权，不干涉他国内政，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 　　除守正固本外，对外关系法也充满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第一，完成了中国特色对外关系法治体系的系统集成。这在新中国法治史上尚属首次，具有里程碑意义。对外关系法对新时代我国发展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基本原则、职权配置、体制机制、法律制度和能力建设等重大事项作出规定，建立起系统的对外关系法治体系，为我国发展对外关系提供了根本法律遵循。 　　第二，首次将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外交外事管理政策和制度上升为国家法律，规范了对外关系中党和国家相关机构、驻外外交机构、省级行政区的对外职权配置、相互关系和基本管理体制，确保党中央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确保外交主渠道的高效运作，确保国家对外关系各参与方的统筹协调。 　　第三，开启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有效应对风险挑战、防范风险的外交实践。体现了在对外关系中不畏强权、敢于亮剑的斗争精神和善用法治武器、坚定维权的斗争艺术，充分发挥法律在应对外部遏制、极限施压等风险挑战方面的防范、警示和震慑作用，为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外交斗争提供法律依据，牢牢掌握国家发展和安全主动权。 　　第四，构筑起对外关系法律体系的“四梁八柱”，为新时代对外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对外关系法确立的“条约缔结与适用制度”“反制和限制措施制度”“联合国制裁决议的执行制度”“国家豁免制度”“国家海外利益保护制度”“对外法治交流合作制度”和“发展对外关系的保障制度”等“制度性支柱”是对外关系法治体系创新发展的集中体现，解决了涉外法治领域一些长期存在、亟待解决的重要法律问题。 　　关于条约的缔结和适用，对外关系法确立了三项基本原则。一是促进国际法治原则。中国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二是依法缔约原则。国家依照宪法和法律缔结或者参加条约和协定；国务院管理对外事务，同外国缔结条约和协定；国家缔结或参加的条约和协定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依法缔约原则”贯彻了“宪法至上”的根本原则，并为缔约程序法等具体法律留下立法、适用和解释空间。三是善意履约原则。国家善意履行有关条约和协定规定的义务；采取适当措施实施和适用条约和协定；条约和协定的实施和适用不得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其中，“采取适当措施”是一项原则性、授权性立法规定，条约和协定在我国国内法律体系中的法律效力和履行方式，适用条约和协定的具体措施等问题，留待后续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进一步明确。 　　对外关系法规定：国家在遵守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基础上，加强涉外领域法律法规的实施和适用，并依法采取执法、司法等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护中国公民、组织合法权益。对于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权采取相应反制和限制措施。国务院及其部门制定必要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建立相应工作制度和机制，加强部门协同配合，确定和实施有关反制和限制措施。 　　对外关系法的制定，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守正创新，实现对外关系法律体系在指导思想、总体布局、蓝图设计、路线规划、路径选择、统筹推进等方面的系统集成，补短板，强弱项，为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法律遵循和坚强法治保障。 来源：通用汽车新闻

中国28日通过了一部新的外交关系法，规定中国有权对外国的制裁、干涉行为进行反制。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称要不断完善对外斗争的法律“工具箱”，而该法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了法治保障；但专家指，此法恐让在中国的外企处境更加艰难。 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国人大常委会週三（6月28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规定外国若有危害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违反国际法等行为，中国有权进行反制和限制措施。观察人士指出，这可能加剧中美的冷战式对抗，外国企业在中国的运营可能更加困难。 《对外关系法》自7月1日起施行。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引述联合国国际法委员委员、中国法律学者黄惠康说法，称此法首次写明中国法律在对外关系中适用的目的、条件和政策取向，并针对外国、个人或者组织，规定了采取反制、限制措施的原则，是中国对外关系立法的里程碑。 《南华早报》报道，这部包山包海的《对外关系法》特别关注国家安全、对抗所谓的“美国长臂管辖”，而北京欲借助国内法，对他国的制裁进行报复、并阻止潜在的刺激行为。 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研究员马格纳斯（George Magnus）告诉《南华早报》，外界可能视此法为中国侵略性外交的一部分，从而扩大北京与西方国家间的信任赤字；新加坡管理大学的法学教授高树超（Henry Gao）也表示，共产党以国家安全为名、藉此法进一步集中权力，进一步增加了“中国商业环境的不确定性，因为中共可能会基于政治而采取行动，而非根据法律进行考虑”。 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29日在《人民日报》署名刊文表示，制定《对外关系法》是完善中国涉外法治体系的关键举措，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坚强的法律保障”。王毅强调，当前中国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时期，要“不断丰富和完善对外斗争的法律‘工具箱’”。 《环球时报》亦指，该法律可以“对西方霸权起到预防、警告和威慑作用”，并引述专家说法称，此法提供反对单边霸凌主义、滥用“长臂管辖”的法治武器。 高树超告诉《南华早报》，相较于中国2021年为对抗美国制裁而通过的《反外国制裁法》，《对外关系法》更为广泛、全面；《反外国制裁法》只关注拒绝签证、冻结个人资产等针对外国制裁的合法化报复措施，《对外关系法》则将成为中国加强应对制裁、反外国干涉和长臂管辖的工具之一。 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江宇表示，《对外关系法》将充当“保护伞法”，从各面向規范、总结中国的外交政策与行为，并提供“应对外部挑战”的合法工具。 彭博社指出，事实上中国已有过实施报复性制裁的纪录，例如制裁对台出售武器的美国企业。新法的设立，为此类措施提供了额外的法律支持，并体现了习近平个人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控制。 美国丹佛大学约瑟夫・科贝尔国际研究学院教授赵穗生（Suisheng Zhao）认为，新法似未为北京提供新的反制裁工具，仅是抽象地重复了《反外国制裁法》。 赵穗生分析，《对外关系法》提及《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等习近平的标志性政策，使得这份文件“更像是习近平的外交政策宣言，而非法律条文”。 他评论：“这是通过法律程序，将中国外交政策进行个人化。” 曾担任《环球时报》总编辑的胡锡进在微博上以“手是用来握他人之手和拥抱他人的，但遇到挑战时手要迅速握成拳头”，来比喻《对外关系法》就是“中国张握自如的法律之手”，并表示这部法律“肯定会增加美国和盟友侵犯中国利益的代价”。 有不少微博网民认同胡锡进的看法，认为“这也是中国应对未来斗争形势的利器”，且出台此法“让人们有法可依，与美帝较量更有底气”。 然而，也有网民表达了不同的看法。有留言表示，中国反美越是激烈，就“说明国内矛盾越来越深刻”，而“国家应该正视国内矛盾，踏踏实实去解决它”。另一则留言称，不管颁布怎样的法，“最终还是要靠改革这个过去的老办法”，中国需要“松绑、砸掉桎梏，释放创新创业活力”，才能突破“卡脖子”困境、真正抗衡美国。 来源：德国之声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