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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英国《金融时报》报导，随着中国政府扩大对金融业的审查范围，将共同基金和香港银行家也包括在内，中国国有金融机构正在收回奖金并削减薪酬。据两位基金经理透露，内地一些大型国有基金经理已被要求归还年薪中超过290万元人民币上限的部分。他们在6月份的现场审计后收到了指导方针。其中一位基金经理说，今年的奖金已经推迟发放。 两位了解情况的人士说，国有企业、中信集团下属内地合同单位的香港高管已被告知退还奖金。两位熟悉该决定的人士说，国有企业、光大集团香港投资部门的高管也被要求退还近年来获得的奖金。了解相关措施的银行家告诉《金融时报》称，这种压力是在内地加强对国有金融企业集团的控制之后产生的，现在审查范围扩大到了基金以及在香港为国有机构工作的银行家，特别是那些与内地签订合同的银行家。中国财政部通常会签署同意国家贷款机构的整体薪酬方案。 作为“高质量发展”全国运动的一部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再强调科技和制造业等“新质生产力”对金融的重要性。他还主张“共同富裕”，这一理念与打击银行家及其过度薪酬不谋而合。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21世纪中国中心主任史伟文（Victor Shih）说：“我们清楚地看到，‘共同富裕’的主题以及习近平关于金融寄生于‘实体’经济活动的观点仍在发挥作用”。 法国外贸银行高级经济学家Gary Ng说，最新举措“表明，香港由于其密切的经济联系，不会不受中国大陆金融和监管改革的影响。不过，其影响将取决于这一趋势是否会在工资和员工人数方面进一步放大”。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信集团高管表示：“对于被派遣到香港工作的内地金融高管来说，这已经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如果你的合同和薪酬待遇仍由北京总部管理，你就无法逃避”。一家顶级共同基金公司的北京经理补充说，基金业“已成为另一个替罪羊。从事首次公开募股（IPO）的银行家已经受到了打击，现在轮到基金经理了”。 北京一家国有证券公司的银行家说：“预计国有金融集团的所有证券和共同基金部门都会感受到冲击。高管和高薪员工最初是主要目标，但现在检查范围扩大了。我们过去五年的差旅费用正在接受审查，看是否超过了一定的标准”。在北京，许多国有贷款机构正在考虑进一步减薪，据了解讨论情况的银行家称，中国建设银行的一些高管今年将面临再减薪10%。减薪取决于个人业绩。 在中共三中全会后公布的一份文件中，中国领导层誓言继续推进金融体制改革，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今年4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启动了新一轮巡视，目标是34家主要经济和金融监管机构，以及四大国有银行和几家主要国有保险公司。6月，国家审计署开始对排名前十的共同基金公司进行罕见的现场审计审查，基金公司的两位人士说。 国有贷款机构、中国工商银行驻香港的员工抱怨该行取消了纪念香港回归周年的一次性奖金。工银亚洲的一名员工说，“我们的工资已经很低了……现在我们正等着下一步冻结工资”。光大集团及其香港投资部门光大控股、中信集团、国家审计署、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 来源

（德国之声中文网）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周一（7月29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表示，中国是管理全球紧张情势的“重要对话方”。 梅洛尼与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会晤。她向习近平表示：“在国际层面，不安全情势再增加。我认为，中国不可避免地是应对这一切动向非常重要的对话方。” 她说，两国必须“共同思考如何保障稳定与和平”。 她对习近平表示：“我们最需要的是一套我们在其中运作的规则体系，以维系稳定。” 中国国家主席则称赞北京与罗马之间“长期建立的友好”关系。他表示，双方秉持包容、相互信任与尊重，选择自身发展道路。 梅洛尼会见李强 强调重启合作 梅洛尼周六抵达北京，开始任总理近两年来首次访华行程。 周日，与中国总理李强会晤之际，她表示，此行将“重启我们的双边合作”。 二人之后签署了一份为期三年的意-中联合行动计划，并强调“确保商业关系平衡、互利”的重要性。该行动计划的具体内容尚不清楚。 该文件称，这意味着，企业将本着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的精神，在平等的条件下合作。 据意大利安莎通讯社报道，梅洛尼还表示，希望对华贸易关系“更公平”。去年，意大利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增至400多亿欧元。 在会谈中，李强表示，北京愿意朝着“更成熟和稳定的方向”推动与意大利的关系。 意大利去年底退出一带一路 去年12月，梅洛尼政府宣布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退出。此前意大利是G7国家中唯一签署该合作协议的国家。 就任总理前，梅洛尼曾表示，加入这一倡议——习近平扩大中国在海外影响力的重要支柱项目——是个“错误”。 意大利此前与中国达成的加入一带一路的无约束力谅解备忘录包含广泛的合作领域，从物流、基建到金融、环境。 但具体细节很少以及缺乏透明度，引发意大利盟国的不信任。 此后，梅洛尼政府寻求修复对华关系。中国是意大利第二大非欧盟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 意中工业合作备忘录包含电动汽车和可再生能源…

台北 — 日中在老挝举行相隔近两年的外长会谈，王毅对于日方提出的加快磋商核处理水问题表示同意。专家认为，中国想趁美国大选前拉拢日本建立“反特朗普防线”。 外长互访或能实现 但关系改善不乐观 日本外务大臣上川阳子7月26日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的东南亚国家协会(ASEAN)外长会议上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举行了会谈，两人确认推进“战略互惠关系”，以及包括外长互访在内坚持展开多层级的沟通。 上川在会谈开始时即强调：“日中两国之间既存在潜力，也有不少悬而未决的问题。为了通过双方的努力推动关系向前发展，有必要推进对话。”她并表示日本半导体出口限制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愿同中方保持建设性沟通，妥善处理。面对全球和地区冲突挑战，日方愿同中方一道促进地区稳定繁荣。 王毅则在会谈中指出，“当前中日关系处于不进则退的关键阶段”，而中国的对日政策始终保持稳定性、连续性；希望日方树立客观正确对中认知，奉行积极理性对中政策，双方相向而行，加强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真正把战略互惠关系落到实处。 日中关系专家、台湾绿洲文教基金会执行长谢文生认为，就表面上来看，日中双方都有意缓和一下彼此间紧张的氛围，而向来姿态强硬的中国对日本的态度略有改变首先出于国内经济状况吃紧，因此自今年年初，不仅是外交部门，连习近平都亲自出动，积极地开展国际外交，企图让外资再进入中国。此外，外部因素更是影响中国态度的关键。 他对美国之音说:“另一个理由则是中国似乎想趁着特朗普极有可能回任美国总统，而让国际社会诸领袖不安之际，藉由国际关系的积极往来来预先布置将来的‘反特朗普防线’。” 谢文生指出，据信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于5月底访日，自民党总务会长森山裕也在7月访中与王毅会面，日中双方都放出“外长互访”的风声，中国方面其实是想再次营造“习近平国宾访日”的氛围。 对此，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松本佐保(Saho Matsumoto)对美国之音表示，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一年之内二度访中，也和王毅会面进行会谈后，日中外长互访的可能性确实提高了。但她也指出，日本需要与中方在一些关键性问题取得共识，例如除非中方采取措施解除对日本海产品的进口禁令，否则外长互访的谈判将难以取得进一步进展。 中兴大学日韩总和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刘易鑫认为，就日中“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的内容来看，双方还是在某些议题上有一定的共识，例如共同应对全球性课题；但是在海洋及主权等议题上没有进展。即使实现外长互访，要缓和关系并不容易。 他告诉美国之音:“中国所希冀的是在不动原有中国利益的前提下，与日方达成协议，以避开美国因素的影响；但就日本的角度上言，其所希冀的则恰好会是中国所在意的痛处。” 刘易鑫指出，目前日中双方有一个共通的利益交换重点，即水产品进口问题。他认为，这不仅对日本的利益是一大伤害，对中国而言也同样损失惨重。因此他分析，日本对华的外交方向将针对小议题，逐步引导中国放松管制。 水产品进口问题为政治工具 围绕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处理水排海问题，日中外长在会谈中就加快解决问题的磋商进程达成了一致。上川要求立即撤销针对日本食品的进口限制，王毅就排海问题再度要求“确保利益攸关方有效参与、建立长期国际监测机制。 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松本佐保表示，水产品禁令是北京用来煽动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转移中国国内经济停滞、失业率上升等民众不满的政治工具，而从经济角度来看，中国实际上正在遭受损失。她认为在日中之间悬而未结的诸多问题中，水产品进口议题的障碍应该低于海域和安全问题，与其以此为政治工具，北京应该尽早解除水产品进口禁令，提升中国萎靡的经济，同时促进日中友好关系，对中国不仅更有利，执行起来也比起人质、海权等问题容易许多。 除了水产品进口问题，上川也就中国拘留日本公民、中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设置浮标、海警船只频繁出没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周边海域等问题，要求中方有所做为，但并未得到王毅正面的响应。 中兴大学日韩总和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刘易鑫表示，水产品进口问题是日中共通的利益交换重点，而中国拘留日本公民显然违反国际人权等相关国际法令的规范，中国未必愿意处理。…

2024年2月8日下午，在中国农历新年即将到来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 两国元首互致新春问候。习近平指出，中国春节将至，过年的气氛很浓，中国人民对即将到来的龙年充满希望，也充满信心！普京总统表示，龙在中国文化中象征智慧和力量，我向友好的中国人民致以最良好祝愿！祝中国人民龙年快乐！万事如意！ 习近平指出，在岁末年初互致问候，总结双边关系发展成果，共同展望未来，已经成为我们之间的良好传统。过去一年，我们两次会面，达成许多重要共识。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交往活跃，各领域合作展现出韧性和活力，双方提前完成年度贸易额目标，两国人文和地方交流蓬勃开展，体育交流年圆满收官。今年是中俄建交75周年。回首走过的路，我们一起经受了诸多风浪考验。展望未来，中俄关系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中方愿同俄方继续秉持守望相助、世代友好的精神，携手谱写中俄关系新篇章。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密切战略协作，捍卫各自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内政。双方要培育两国合作新动能，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共同办好中俄文化年，举办好连民心、接地气、有温度的文化交流，不断拉紧两国人民心灵纽带。双方要支持哈萨克斯坦办好今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增进团结互信，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中方积极支持俄方担任2024年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工作，愿同俄方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普京表示，今年是俄中建交7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去年俄中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交往，引领两国各领域合作取得新进展。希望双方共同办好今年俄中文化年和系列人文交流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人民友好基础。感谢中方支持俄方担任今年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工作，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上海合作组织等地区和国际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相互支持，维护多边主义，维护各自正当利益。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在台湾问题上挑衅中国的危险行为，相信任何阻遏中国和平统一的图谋都不会得逞。 两国元首还就当前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在新的一年里继续保持密切交往，就中俄关系和共同关心的战略性问题深入交流。 来源 : MFA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回应中国足球运动员周四在 2026 年世界杯预选赛中以 2-1 击败泰国对手的消息时说，“我认为该比赛中有很多运气。”“因为现在对于我们的国家队，我不太确定他们有很高水平。” 法新社今天报道称，据周六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国家男子足球队的水平“不太确定”，尽管中国球员取得了周四对阵泰国。 根据曼谷政府账户周六在 X的胜利（前身为 Twitter）上发布的一段视频，习近平在与泰国总理斯雷塔·塔维信（Srettha Thavisin）的非正式谈话中罕见地即兴发表了评论。习近平在回答泰国总理告知他中国足球运动员周四在 2026 年世界杯预选赛中以 2-1 击败泰国对手时宣称：“我认为比赛中有很多运气”。 习近平还说，“因为现在，对于我们的国家队，我不太确定他们有很高的水平。” 习近平是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时表示的。 习近平说中国国家队情况“有起有落。” 电邮新闻头条新闻就在您的每日新闻信里订阅 法新社说，习近平过去曾以一名足球迷的身份自称，并表示希望中国有一天能够主办并赢得足球世界杯。但中国迄今为止未能成为国际足坛的重量级国家。 9月，中国在一场友谊赛中以0-1遭叙利亚击败，遭到沮丧的中国支持者的嘲笑，并被中国官方媒体描述为“又一次令人尴尬的失败”。…

路透社台湾报道，中国周日（11月19号）在台湾周围重新进行军事活动，有九架飞机越过台湾海峡敏感的中线，也有军舰进行“战备巡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在旧金山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峰会，会见了美国总统乔·拜登，且谈到了台海的局势，期间台湾周边的军事活动规模有所缩小。 但台湾国防部报告称，从周日上午开始，发现有九架中国飞机飞越台湾海峡中线。 这条中线以前是中国和台湾之间的非正式屏障，现在中国飞机经常飞越该中线。 台湾国防部表示，涉及的飞机包括Su-30和J-10战斗机，以及预警机和电子战飞机，声明说，飞机正在伴随中国军舰进行“联合战备巡逻”。台湾国防部说，派出自己的部队进行监视。 中国国防部没有回复路透社寻求置评的电话。 路透社报道 ，台湾是拜登与习近平15号在旧金山会谈的主要焦点。据一位美国高级官员会后透露称，习近平在周三与拜登进行的四个小时的会面中告诉拜登，台湾是美中关系中最大、最危险的问题。习近平说他听到美国有各种报告称中方计划2027年或2035年采取军事行动，他说：“但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计划，没有人向他提过这种计划”。美方官员描述，习近平讲到这番话时“似乎带着一丝恼怒”。 中央社相关报道引述美国战略与安全专家认为，这显示中国方面认为目前不是加剧紧张局势的合适时机，同时在为未来采取军事行动争取时间。 据路透社，中国声称拥有民主统治的台湾是其自己的领土，过去四年来在该岛附近定期进行军事巡逻和演习，台湾认为北京通过这些军事行动试图就其主权主张向台北施压。台湾政府多次提出与中国进行谈判，拒绝北京的主权主张，并表示只有台湾人民才能决定他们的未来。过去一年半来，中国在台湾周围举行了两次大规模军演，但中国空军并未飞越台湾上空或进入其领空。 台湾将于 1 月 13 日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与中国的紧张关系成为竞选活动中的一个重要话题。 资料来源：rfi 新闻

中国“中央金融工作会议”31日在北京落幕，官方强调将“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学者分析，接下来5年内，中国政府可能继续强化监管，避免出现“系统性危机”，大型国有金融机构的市占也可能可能提高。 （德国之声中文网）中国“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自10月30日开始，一连2天在北京登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及国务院总理李强均出席。会议内容强调将“全面加强金融监管……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 中国如今持续针对新冠疫情后的经济成长奋战，再加上国内房地产问题及地缘政治导致的不确定性增加，寻找新的经济成长模式势在必行。 这场“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旨在制定中国未来5年的金融部门改革议程，中国官媒引述会议报告指：“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之下，金融系统有利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 会议报告中强调，中国政府要全面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并化解金融风险，“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消除监管空白和盲区，严格执法、敢于亮剑，严厉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及时处置中小金融机构风险。” 延伸阅读：碧桂园森林城市：租不了、卖不出、退不掉的“鬼城” 另外，会议中也提及吸引外资计画，强调“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扩大金融领域制度行开放，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吸引更多外资金融机构和长期资本来华展业兴业。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中央收紧控制 《金融时报》引述上海保银投资管理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张智威的说法，他认为中国当前的房产危机和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对于金融部门来说都是持续增加的威胁，因此这场会议的主题正是强化监管和管控风险。 张智威分析指，“中国可能会在接下来的5年间加强金融监管，以防止出现系统性危机”。另外，大型国有金融机构也可能会获得更高市占。 值得注意的是，澳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向《南方都市报》指出，今年会议的名称从过去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改为“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突出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此外，罗志恒也说，会议中明确指出当前形势的不足：“金融领域各种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有的还很突出，经济金融风险隐患仍然较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高，金融乱象和腐败问题屡禁不止，金融监管和治理能力薄弱。”因此会议上也要求相关机构从根本解决此问题。 事实上，中国政府为了解决国内金融问题，推出一系列措施，今年3月公布全面改组金融监管体制，成立“中央金融委员会”，权力凌驾于中国人民银行及中国证监会等政府机关之上，近几週还传出扩大招募约百名党员干部的消息。 10月中下旬，中国罕见批准增发人民币1兆元的国债，并提高预算赤字目标，成为10多年来，首度在中国两会以外的时间修订财政预算。当时习近平更前所未见地现身中国央行视察，被外界分析认为展现对金融市场的支持，同时也意味著中央正在收紧对金融业的监管。 来源：德国之声新闻

纽约 — 202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望创下自他提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以来出访国家最少、出访时间最短的记录。 截至目前（8月15日），今年习近平仅在3月出访俄罗斯一次，全年只在国外度过两天时间。根据彭博社统计，在习近平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后的2013 年至 2019 年间，他平均每年出访 14 次，数量超过时任美国领导人。 而现在，习近平让外国政要到北京去见他。今年以来，他会见了法国、厄立特里亚、美国等36个国家的政要。但这比起他疫情前的同期平均每年48个还是少了很多。 “他今年最大的担心就是经济。整个形势导致他不能花很多时间在国外。”独立时评人虞平说。“第二，国际大环境对他出访也不利。他想去的是世界主要国家，但现在这个环境基本不存在了。” 三项国际峰会等待习近平参加 不过，未来4个月，至少有三项习近平渴望的重大国际外交活动等着他：8月金砖国（BRICS）峰会，9月20国集团峰会，和11月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 “明年元首外交将掀起新高潮”，中国外长王毅去年底在预测中国今年“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格局”时说。当时，拜登与习近平刚刚在巴厘岛20国集团峰会上会晤，两国外交官员都表示要为落实“拜习”峰会而努力。 但之后局势发生了巨变。2月中国间谍气球入侵美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暂停访华，美中关系呈螺旋式下降；之后虽经拜登政府努力，布林肯和财长耶伦先后前往北京，双边关系有所缓和，但美国和盟国联手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的限制，使北京处于极为孤立的状态。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长不断下滑，房地产业和地方政府债务爆雷事件频传，导致人员伤亡的火灾、水灾接连发生，政府则加大力度严控社会，民间对习近平的不满日益高涨；更别提中共高层的混乱：习近平亲手提拔的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被失踪和免职、火箭军领导层发生突变等。 在这种情况下，重温有关“东升西降”、“百年不遇之变局”、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的“习近平外交思想”，让人有如恍若隔世之感。 “对习近平来说，不幸的现实是，中国经济目前表现不佳，‘一带一路’倡议比几年前更弱。 而中国自身的侵略行为使得习近平所谓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变得更加困难，” 《外交政策》印太研究资深研究员迈克尔·索博利克（Michael Sobolik）说。“在外交政策方面，中国共产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习近平现在不是处于这十年里的高点，而是低点。”…

中国外交部周五称，中国将派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联合国大会年度高级别辩论。美联社说，此决定暗示中国最高级别外交官王毅不会出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多年没有亲自出席联合国会议。王毅去年出席并代表中国出席联合国会议，王毅是中国外事委员会主任。中国外交部的报告中没有提及他。 今年世界领导人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聚会将于下周一开始，并举行可持续发展峰会。为期一周的一般性辩论将于周二开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多年没有亲自出席联合国会议。在冠状病毒大流行的头两年，习近平通过视频会议参加了会议。 韩正是前政治局常委，属于中国共产党党内的一个精英领导人群体。他从该职位退休，但于三月获任命担任副主席。 美联社说，韩正的持续政治生涯与王岐山的政治生涯相似，王岐山在过去几年中在处理紧张的美中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王岐山领导了共产党的纪律机构，并担任政治局常委。他于2017年底退休，又于2018年获任副主席。 北京最高领导人缺席联合国大会可能不像习近平缺席本月早些时候在印度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那样引人注目。 美联社说，英国政府8月宣布首相苏纳克不会出席即将举行的联合国会议。法国总统马克龙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可能不打算出席。 资料来源：rfi 新闻

香港 — “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政府多年来一直强调的美好愿望，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更是不断提及实现“共同富裕”的时间表，不过，最新的统计数据却显示，中国的现实距离“均富”愈来愈远。 继青年失业率创新高、大型房地产企业严重资不抵债之后，中国当前的贫富差距已经扩大到1985年有纪录以来的最高点。 日本经济新闻引用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指出，中国城市地区个人收入差距愈来愈大，现时最富有的20%城市家庭收入，已等于最穷20%家庭的6.3倍。而且前20%富有家庭在2022年的所得收入，较2021年增加4.5%，相反最穷20%城市家庭收入按年仅增加1.3%，令贫富差距拉得更大。 农村的情况更为严重，最富和最穷的两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更高达9.2倍。瑞银集团及其子公司瑞信的报告显示，目前中国最富裕的1%人口掌握着全国超过31%的财富。分析指中国面临庞大债务问题，是扩大贫富差距的原因之一。因为拥有庞大资产的富裕家庭和企业，可受益于延迟处理债务所产生的利息，而贫穷人口和小微企业面对经济下滑却手足无措。 专家指出，另一个造成贫富悬殊加剧的原因，是中国政府对贫穷问题的处理手法是“口惠而实不至”。日本经济新闻分析道，过去3年在习近平的清零政策下，餐饮、旅游和娱乐等服务业从业人员失去工作或遭到减薪，也因此导致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今年6月的青年失业率达21.3%的历史新高。 曾担任青海政协委员的光传媒创办人王瑞琴，直言中国政府根本没将改善贫穷老百姓的生活放在考虑重点。她对美国之音说：“在美国若失业了，就会纳入政府的保障网内。但如果在中国失业，根本没有人会帮助你，于是生活过得愈来愈困难。”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的国营企业缺乏类似发达国家企业的规范，很多国营企业从业者的薪金远高于非国营企业从业者。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的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837元人民币，相反私营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只有62,884元人民币，两者差额为43,953元人民币，非私营单位平均工资是私营单位的1.69倍。而且到了2022年，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差额更增至48,792元人民币，非私营单位平均工资是私营单位的1.74倍，可见两者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中国独立经济学者巩胜利认为，中国国企有政府撑腰而旱涝保收，很多东西都不透明，而中小私企及其职工却只能随着经济形势的波动而起伏不定，这也是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的重要原因。 在2021年，招商银行年报显示支付员工薪酬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接近600亿元人民币，员工平均年薪达65万元人民币。可是年报亦同时公布行长兼首席执行官田惠宇，税前年收入为419.8万元人民币，执行董事刘建军和王良的税前年收入为306万元人民币，多名副行长和高管人员年收入超过300万元人民币，因此低下阶层员工的年薪跟最高层差距其实可以很大。 不过由于习近平提倡所谓的“共同富裕”，过去几年来大力打击“炫富”行为，以此来掩盖中国的贫富差距。早于2013年，中国政府便禁止国营电视台和电台播放奢侈品广告。到了2021年，社交媒体抖音删除超过2,800条“炫富”的影片，也因此对接近四千个账户作出惩罚。国营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股份去年更向员工发出内部告示，要求员工坐飞机的时候禁止乘坐商务客位。故此就算高收入人士赚得远比其他人多，现在的生活也转趋低调，不会公开进行高消费行为。 新疆一家企业主管的太太告诉美国之音，她丈夫在新疆的公司拥有两千名员工，资产达数十亿元人民币。她表示自己的生活很简单，就是跟密友吃饭的时候吃得清淡，偶尔需要应酬的时候才会吃得比较丰富，在有空的时候就去健身，每一年去两三次外国旅行，现在也很少花费几百万元购买奢侈品，这样做就是怕沾上炫富的恶名。 另一边厢，住在云南省昆明市的朱承志，他本来是贫苦农民出身，后来弃农到城市担任苦力和工人等低收入工作，人到中年的时候储到钱便成为小企业的老板，做一些买卖，每个月赚到一万多元人民币。可惜好景不常，经过数年的疫情之后，他的店倒了，又因为已经五十多岁，所以只能当司机，每个月只有三千元人民币收入。对他来说不幸中的万幸是现在居住的地方是不用交租，所以每天自己做饭吃，不会在外吃饭，每天饮食费用只花数十元也是勉强够用。他告诉美国之音，尽管可以维持温饱，可是他的生活也有隐忧：“如果只是患上小病还好，要是重病的话就恐怕难以负担医药费了。而且就算从前赚得比较多的时候，我也不敢作出什么高消费，现在就更不用想了。其实我的情况已经还好了，因为我知道很多人根本连三千元也赚不到。” 2021年8月17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讲话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共同富裕时间表”，指出到2025年结束“十四五”的时候，“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逐步缩小”，到了2035年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在二十一世纪末更要将“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缩小到合理区间”。 观察人士指出，在这些本来已经很“务虚”的口号面前，无情的数据和个案所显示的是“共同富裕”和现实社会完全脱节，中国贫富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愈来愈大。 来源：美国之音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