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Liao Chin

格鲁吉亚安纳克利亚 — 从安纳克利亚酒店屋顶俯瞰格鲁吉亚安纳克利亚港。中心左侧可见的观景塔原本是一家高级餐厅，但该建筑物现在空空如也。 达塔·加贝利亚(Data Gabelia)在安纳克利亚酒店工作的20年里，他见证了这个拥有1500人口的黑海度假胜地的兴衰。 在2000年代，他看到资金涌入安纳克利亚。当时的总统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Mikheil Saakashvili)试图将其打造成一个顶级度假胜地，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一部分。在萨卡什维利于2012年失去权力后，新政府放弃了安纳克利亚的大胆计划，留下了一大堆建了一半的建筑物和废弃的海滨酒店和餐厅。从那以后，这个小镇一直在考虑通过举办音乐节和夏季狂欢派对，将自己变成黑海的一个游乐消遣地点。但后来游乐人们都走了，将这个西部格鲁吉亚小镇抛在了身后。加贝利亚说：“我在这里所看到的趋势似乎是一切都在倒退，而不是前进。”但现在，安纳克利亚可能正在拥抱一种新的身份，成为可能将格鲁吉亚置于全球贸易路线和基础设施竞争中心的地缘政治热点，这在过去也许是难以想象的。这是因为在莫斯科全面入侵乌克兰后，人们对国际贸易的兴趣大幅增加，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使得大部分跨洲贸易的通道受阻，货运公司和政府正在寻找新的贸易路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格鲁吉亚政府重新提出了在安纳克利亚建设一个雄心勃勃且备受争议的深水港口的计划。如果成功，这可能会彻底改变格鲁吉亚在欧洲和亚洲之间的关键中转地位，并减轻该国作为全球贸易瓶颈的问题。 这个巨型项目的未来也引起了国内的政治争议，以及国外关于谁将建设它的地缘政治争夺。这可能会对第比利斯产生深远影响，因为它正在寻求加入欧盟，可是近年来格鲁吉亚通过与俄罗斯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同时越来越多地转向中国公司来建设其大规模基础设施，令布鲁塞尔感到担忧。随着招标过程的开放，安纳克利亚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风向标，用来确定格鲁吉亚是继续走向更加融入欧洲联盟和西方的道路，还是转而更加亲近俄罗斯和中国。 “(因为)俄罗斯的入侵，我们正处于黑海地区地缘政治风险的非常时刻，”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访问研究员、前欧盟特使罗曼娜·弗拉胡廷(Romana Vlahutin)说。“在事态如此不稳定的情况下，很难为任何事情做计划，但我们知道，我们不做的事，其他人会做。”避免通过俄罗斯的主要替代方案是所谓的中部走廊，它通过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将中国和中亚国家与欧洲连接起来。这条路线也引起了布鲁塞尔的强烈兴趣，布鲁塞尔希望资助战略性基础设施，削减俄罗斯对其贸易网络的影响，并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竞争。“一带一路”是一个耗资数千亿美元的全球发展项目，北京正利用该项目来建设基础设施并扩大其影响力。“如果(布鲁塞尔)认真考虑实现中部走廊，那么没有安纳克利亚，你几乎无法做到，”弗拉胡廷说。安纳克利亚的丑闻与斗争格鲁吉亚位于黑海东部边缘的战略位置，使其对中部走廊的发展至关重要，如何使其成为连接东西方贸易的枢纽现在已经成为该国外交政策议程的优先事项。但格鲁吉亚缺乏高质量的基础设施，这迄今为止一直限制了其货运过境潜力，由于自2022年以来该路线上的贸易稳步增加，边境到巴塔米港(Batuni)和波季港(Poti)的货车队排得很长，港口的运营能力已接近饱和。 在所有的投标者中，中国公司显得特别突出。中国公司此前曾接触过哈扎拉兹德的财团，提出建设港口的计划，由于乌克兰战争对可靠贸易路线的破坏，中方对格鲁吉亚的兴趣只增不减。在2022年底的一次采访中，中国驻格鲁吉亚大使周谦表示，安纳克利亚对于中部走廊的成功至关重要，大使馆将鼓励中国公司投标。 第比利斯对中国的兴趣似乎也在增长，加里巴什维利在7月份访问成都期间会见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总理李强，将格鲁吉亚与北京的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这一发展加剧了一个猜测，即中国主导的竞标可能会被选择来建设安纳克利亚的深水港。这样做可能会对第比利斯与布鲁塞尔的关系产生影响，尤其是在今年12月欧盟将决定是否让格鲁吉亚成为候选会员国。近年来，由于格鲁吉亚的反西方言论泛滥、国内法治被削弱，再加上第比利斯政府对乌克兰战争持中立立场、同时夹生了跟俄罗斯的关系，特别是及执政的格鲁吉亚梦想党在民主上的倒退，第比利斯与布鲁塞尔和华盛顿的关系变得紧张。今年2月，格鲁吉亚政府试图通过一项备受争议的“外国代理人”法案，该法案效仿了俄罗斯于2012年颁布的类似法律，将媒体、非政府组织、个人和其他从外国获得20%以上资金的组织，定性为 “外国影响代理人”。然而，在持续的街头抗议和国际谴责之后，第比利斯当局于今年3月撤回了该法案，布鲁塞尔表示该法案与欧盟的价值观不符。当克里姆林宫意外地取消了对格鲁吉亚公民的签证要求，并解除了2019年单方面实施的飞行禁令，此禁令是在格鲁吉亚爆发了一波反克里姆林宫的抗议浪潮后实施的，关于第比利斯与莫斯科的关系变暖的担忧也在今年5月浮出水面。作为回应，尽管自从2008年莫斯科入侵格鲁吉亚以来两国关系一直不稳定，第比利斯失去了对两个得到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地区的控制，但政府还是同意恢复与俄罗斯的直航航班。欧盟发言人彼得·斯塔诺(Peter Stano)在这之后对记者表示，这使人们对格鲁吉亚加入欧盟的前景感到担忧。欧盟驻格鲁吉亚代表团副团长阿松西翁·桑切斯·鲁伊斯(Asuncion Sanchez Ruiz)表示，选择阿纳克利亚深水港口的中标方将面临类似的考验。该项目已被列入欧盟的“全球门户”计划，该计划是布鲁塞尔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基础设施融资的回应，她表示欧盟强烈希望看到欧洲企业参与该港口的建设。桑切斯·鲁伊斯在接受自由欧洲电台采访时表示：“格鲁吉亚已向欧盟提出了申请，而无论最终的投资者是谁，我们都需要确保它符合[欧盟-格鲁吉亚]联合协议”，她指的是2016年的协议，该协议授予格鲁吉亚进入欧洲单一市场某些领域以及前往欧盟免签旅行的权利。她还说：“如果最终选择的方案与欧盟不一致——而格鲁吉亚希望加入的是一个俱乐部——那么这应该有助于告诉我们这个政府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巨大的希望与破碎的梦想在点缀安纳克利亚的棕榈树和原本旨在将其打造成海滨旅游胜地的木板路上，仍然可以看到建设格鲁吉亚首个深水港的放弃尝试的痕迹。 这导致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等组织发出警告说，如果格鲁吉亚没有一个深水港口，允许更大的船只以更高效的速度运输增加的货物，那么无论是该国还是中部走廊都不会在全球贸易路线中具备竞争力。在这个背景下，格鲁吉亚政府于2022年开始讨论恢复该项目。一年前年再次出任政府首脑的格鲁吉亚总理伊拉克利·加里巴什维利表示，在阿纳克利亚建设港口是他政府的“主要和雄心勃勃的优先事项”。格鲁吉亚政府于今年早些时候发出了对该项目的新版本的招标，表示政府将保留51%的股份。这一举动让一些观察人士感到意外，因为此前由格鲁吉亚的TBC银行与美国的康蒂国际公司组成的财团曾试图在安纳克利亚建设深水港口，但该项目因多年的争议而于2020年被政府取消。这个财团成立于2017年，由一名从银行家变成反对党政治家的马穆卡·哈扎拉兹德创立，他在2019年创立了保卫格鲁吉亚党。在此之后不久，他和他的合作伙伴巴德里·贾帕里兹德受到了洗钱指控，后者与哈扎拉兹德共同创建了格鲁吉亚最大的银行TBC银行。在这些指控之后，美国投资者退出了该项目，项目陷入停滞，直到政府取消了价值25亿美元的港口合同。2022年，法院判定哈扎拉兹德和贾帕里兹德犯有欺诈罪，但他们两人都没有被判刑。哈扎拉兹德声称当局试图破坏该项目，并且争端背后的真正问题是他与毕兹纳·伊万尼希维利之间的个人冲突，后者是自2012年以来一直掌权的格鲁吉亚梦想党的领导人，也是当过政府总理的亿万富翁。格鲁吉亚媒体也猜测，俄罗斯向第比利斯施压，要求结束这项合作，因为莫斯科不会欢迎一家在黑海上由美国公司支持的港口，也不会欢迎一个可能与其在更北部的诺沃罗西斯克港竞争的港口。哈扎拉兹德拒绝了自由欧洲电台的采访请求，但他目前正在伦敦的仲裁法院起诉政府，声称这是出于政治动机的指控，旨在破坏港口项目。他一直是该项目复兴的坚决批评者，认为鉴于他的案件可能引发的法律障碍以及政府希望持有港口51％的股份，项目不太可能吸引足够的投资。谁将建设安纳克利亚港口？尽管存在这种持续的争议，安纳克利亚项目的招标过程正在进行中。截至6月份的投标截止日期已过。格鲁吉亚经济与可持续发展部负责安纳克利亚深海港口开发的官员大卫·贾瓦哈兹德告诉自由欧洲电台，他们目前正在审查收到的投标提案。“几家国际公司对该项目表达了兴趣，其中包括一个由几家公司组成的联合体，”贾瓦哈兹德表示，但未透露具体哪些公司投了标。一旦选定，深水港将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完成，可能耗资数十亿美元。与此同时，关注的焦点集中在选择哪些公司以及它们的原籍国。 玛雅·斯瓦尼泽(Maya Svanidze)是安纳克利亚一位年过六旬的居民，她在夏季为游客经营一家招待所。她记得当时政府在雄心勃勃的项目中承诺新的工作机会和发展时，整个城镇都充满了乐观情绪。和安纳克利亚西南部许多居民一样，政府为她提供了一笔补偿金，以出售自己的房屋，为港口的运营用地腾出空间。斯瓦尼泽接受了这笔钱，她说这足够搬迁，并在几分钟之内购买了一所新房。她在2018年与家人搬到了那里。随着工程的开始，大量的泥土和沙子被运输并堆放在新的广阔的围栏施工现场内。然后，一切都停下来了，但沙子留了下来。这些沙子现在已经成为当地居民的一个主要困扰，海风不时地将沙子吹进靠近海边的居民的房屋、下水道和汽车内。斯瓦尼泽和其他人曾向政府官员提出过这个问题，但这些沙堆仍然存在。“我会很高兴看到这个港口建成，这些沙子和灰尘最后会消失，”斯瓦尼泽告诉自由欧洲电台。“但之前曾经有过承诺，而且并不总是能兑现。所以，我会在看到实际情况之后再相信。”与此同时，安纳克利亚项目还面临来自波蒂港的竞争，波蒂是格鲁吉亚最大的港口，目前是格鲁吉亚国际贸易的主要枢纽。荷兰公司APM Terminals是波蒂港口的运营商，他们宣布计划将港口容量翻倍，并允许更大的船只进入。目前，他们正与政府进行扩展方案的最后阶段的谈判，该扩展方案可以提升波蒂港的容量，有助于解决当前的航运瓶颈问题，尽管由于其狭窄的入口，波蒂相对于安纳克利亚的计划仍然可能限制船只数量。APM Terminals没有回应自由欧洲电台的评论请求。反对派“联合国民运动”党的议员罗曼·戈齐里泽(Roman Gotsiridze)表示，即使中部走廊上的贸易增加，格鲁吉亚是否需要同时实施这两个项目还不清楚。他表示，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几个月他一直致力于寻求政府关于安纳克利亚项目的答案，并推动进行正式调查，以揭示更多关于该计划的细节。但是这些努力并没有取得太多成果。他表示，政府不愿意回答反对派关于港口的问题，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会利用漏洞来避免议会的查询，或者干脆不出现在议会的听证会上。与此同时，他表示将密切关注招标过程，看看有哪些投标。戈齐里泽说：“我的担忧是，西方国家的投标可能不会被选中，被选中的可能是某个与俄罗斯沆瀣一气的国家。中国、海湾国家或这些国家的联合体都有可能中标。” 来源：美国之音中文

华盛顿 — 中国经济的坏消息近期接连不断。最新数据显示，中国高科技制造业今年7月份大幅下滑，仅同比增长0.7%，是2018年9月该每月数据开始统计以来最低的增速。分析人士警告，在与美国展开的科技战中突显的这一疲软势态将拖累整体经济的复苏。在北京急于依赖自力更生以应对西方技术限制之际，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二（8月15日）公布的数据还显示，高科技工业产出2023年头七个月仅同比增长1.6%，今年上半年同比增长1.7%。香港英文的南华早报报道说，尽管增速有缓慢提高，但年度增长率远低于2022年年底的7.4%和2021年的18.2%的增长率。报道表示，除2020年早期因疫情导致的短期断崖式下跌外，今年头七个月的增长率也是中国自2003年首次公布该数据以来最缓慢的。同时，对高科技制造业的投资今年头七个月仅增长11.5%，是2020年年底以来最低的比率。报道援引人民大学上个月的一个报告说，今年高科技产业突然断崖式的下跌需要高度警觉，很可能表明外部对中国高科技产业的技术限制已经达到了一个引爆点。该报告还说，通缩的恐惧、不断萎缩的内外需求以及消沉的消费者情绪，都对已经步履蹒跚的经济复苏产生复合影响。该报告说，过去20年，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一直是工业经济扩张的驱动力之一，增长率一贯高于平均工业产出。但是，高科技产业的增长率今年头七个月在十多年来首次持续低于制造业（4.2%）和整体工业产出（3.8%）的增长率。中国高科技业的工业产出的增长率2013到2022年间为平均年度11.2%，甚至在新冠病毒疫情封控期间都比总体工业产出高出4.7%。即便2020到2022疫情期间，高科技业增长率也达到10.9%的年增长率，比整体工业产出高出5.6%。报道援引与广东省政府有关联的智库、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的执行会长彭澎的分析说，高科技产业的滑坡很可能将持续十年，重大技术突破短期内不太可能出现。不过，他强调，危机意味着挑战和机遇并存。他表示，关键在于中国是否能够调动庞大市场的优势，加速转型，并在关键技术上获得突破。由于美中关系近年迅速恶化，更由于中国在台海加强对台军事威胁，并强化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美国政府继今年限制美国公司向中国出口尖端芯片及芯片制造设备后，拜登总统8月9日签署一项行政命令，禁止美国投资流向中国的某些敏感技术领域，目的在于阻止美国资本和专业知识帮助开发可能用于支持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技术。该命令限制美国企业对中国的半导体与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并要求美国投资者向财政部通报属于受限类别的投资。 来源：美国之音中文

　　作者：肖君拥（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科技人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近几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大肆炒作“中国经济胁迫”，本质上仍是冷战思维作祟，是一种新的话术陷阱。2021年七国集团峰会上，美英无端抹黑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宣称中国推动“一带一路”是“债务陷阱”和“经济胁迫”。在今年5月日本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美国再次把矛头对准中国，诬称中国对其他国家实施“经济胁迫”。 　　美国拉拢盟友以污名化手段给奉行合作共赢的中国贴上黑标签，无异于指鹿为马，目的是占领道德制高点，粉饰美式霸权的种种恶行。美国智库机构“新美国安全中心”在一份报告中指出，经济胁迫措施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过去几十年，美国倚仗美元的垄断地位，牢牢控制着国际清算体系，动辄限制美元供应和交易结算，冻结没收美元资产，对其他国家实施经济和金融制裁，甚至设立名目繁多的贸易管制清单，大搞“长臂管辖”，制定《反海外腐败法》《敌国贸易法》等国内法对特定国家、组织或个人实施无理制裁。 　　美国对中国实施全面打压，给中国扣上“经济胁迫”的帽子，把自己打扮成“被迫”采取“反胁迫措施”的“正义使者”，其丑陋嘴脸和虚伪本质暴露无遗。众所周知，美国打着支持贸易自由的幌子，却公然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推出《通胀削减法案》和《芯片与科学法案》，以行政武器推行保护主义，从世界其他国家身上吸血，甚至连盟友也不放过。 　　“经济胁迫”的帽子应戴在美国头上 　　为了掩盖霸权行径，美国为中国量身定制“经济胁迫”这顶大帽子，企图混淆视听，诋毁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然而，“经济胁迫”这顶帽子毫无疑问最适合美国来戴。 　　所谓“经济胁迫”究竟是什么，美国从未说明其含义，国际社会也无明确定义。“经济胁迫”是一种新的话术，堪称美式双标的新表演。美国把自己惯用的经济制裁披上维护和平、自由、民主、人权的外衣，实现自我美化。而把“经济胁迫”和中国绑定在一起，就是希望构建新话术陷阱对中国进行持续抹黑，以便动员盟友加大遏制中国力度。可以想象，未来任何国家只要反对其经济霸权，都可能被认定是一种“经济胁迫”，或是“危害世界经济”的不稳定因素。 　　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过去20年，美国实施的制裁数量增长了10倍。最近几届美国政府更是频繁使用制裁手段，奥巴马在其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实施的制裁有2350项；特朗普在总统任期内实施的制裁高达3800项，相当于平均每天挥舞3次制裁大棒。据统计，美国已生效的制裁措施超过9400项，高居全球第一。因此，无论美国怎样换名词、造概念，都遮掩不了美国才是经济胁迫的最大黑手。 　　当前，世界经济仍处于脆弱复苏阶段，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不履行大国责任义务，不维护世界经济发展秩序，只顾自身利益，割裂世界贸易体系，以维护经济秩序为名，行经济胁迫之实。在今年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美国挑动盟友给中国扣上“经济胁迫”的帽子，并以此为借口对华“反制”。事实上，中国一直是被美国经济胁迫的最大受害者之一。过去几十年，美国频繁在新疆、西藏、南海、香港等问题上对中国内政指手画脚，还对中国企业、机构和个人进行无理制裁。时至今日，已有1000多个中国机构遭到了美国各种形式的出口管制措施，美国还要求一些欧洲盟友不得对华出口部分高科技商品和技术。这些无疑都是美国对中国进行经济胁迫的最好证据。 　　从全球看，美国迄今已对世界上近40个国家实施过单边经济制裁，全球有近一半人口受到影响。《纽约时报》称，美国政府自己创造了所谓的“反美联盟”，美国妄图通过极限施压让古巴、伊朗等国家屈服，却对由此造成的国际人道主义危机视而不见，甚至多次辩称，这不是自己的问题，而是因为这些国家没有按美国的意愿进行改变。施暴者不思主动改正，却反过来指责受害者不够顺从，这就是美式霸权主义的真实嘴脸。 　　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分析估计，在伊朗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期，美国的制裁影响可能导致多达1.3万人死亡，时任伊朗总统鲁哈尼曾控诉，“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是非人道的，是犯罪和恐怖主义行为”。而更超出人们认知的是，美国2021年从阿富汗撤军后，不仅对阿富汗施加经济制裁，甚至将阿富汗中央银行约70亿美元的在美资产均分，一半作为赔偿“9·11”事件受害者的资金来源，另一半则转移至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账户，声称用于帮助“阿富汗人民”，同时明确表示这些资产不会交还塔利班政权。美国政府这种公开劫掠他国财产的霸权行径再次使世界震惊。 　　即使是盟友也饱受美国经济胁迫侵害，日本东芝、德国西门子、法国阿尔斯通等都是美国对盟友背刺的佐证。作为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的日本，更是美国经济胁迫的典型受害者。1986年美日签署《半导体协议》，日本被要求开放半导体市场，并保证5年内国外公司在日本获得20%的市场份额。协议刚签不久，美国就对日本出口了3亿美元的芯片，同时对日征收100%的惩罚性关税。之后，又胁迫日本签署《广场协议》，导致日元大幅升值，日本国内泡沫急速扩大，日本经济陷入长期停滞。而美国则乘机霸占半导体行业的全球市场，在日本市场的份额达到20%。直到1993年，美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芯片出口国。 　　美国经济霸凌危害世界发展 　　为了打压竞争对手，维护其霸权地位，美国不择手段编造事实、创造新名词，以各种借口理由污名抹黑他国。特别是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煽动仇恨、挑动对抗中国在美国成为一种“政治正确”。在美国国内，一些美国政客罔顾世界经济深度融合的客观现实，不断为冷战“招魂”，为零和博弈“正名”，“粉饰”霸权主义。 　　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崛起，美国借助各种话术给中国泼脏水，转移国内矛盾，将其霸道行径包装成“正当”的“反胁迫措施”。美国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把新疆人民的勤劳发展抹黑为“强迫劳动”，通过所谓的“涉疆法案”，借人权之名反人权，打“以疆制华”的小算盘。此外，美国还公然插手香港事务，诋毁香港特区的法治，把香港的“暴乱”美化为“民主革命”，明目张胆为香港反中乱港势力撑腰打气，充当保护伞。而当这把“民主之火”烧到了自家门口时，美国却将“国会山骚乱”定义成暴乱，“双标”嘴脸显露无遗。 　　当前，经济制裁已经成为美国以经济霸凌进行外交压制的重要手段。经济制裁涉及金融、货币、能源、科技、军事等各个方面，深刻影响被制裁国家的民生、安全和发展，是对人权的阻滞和戕害。近年来，美国对40个国家的近1万次经济制裁，以及并未列入其制裁名单和制裁法案的其他经济胁迫政策，让贫穷、不平等、动荡、死亡率、疾病防治等问题迟迟未能有效解决，给国际人权事业发展带来严重负面影响。 　　美国策动的经济胁迫（制裁）行为，增加了针对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壁垒，可能会严重阻碍新兴经济体的中长期经济结构变革与发展目标实现。美国的不断施压和孤立抬升了国家整体运行机制失调的风险：地区地缘政治风险加剧、各国通胀预期上升、居民收入下降。新兴经济体存在各式各样的发展瓶颈，美国的经济胁迫措施将使其难以摆脱在全球产品价值链中的低端位置，致使其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低于全球水平。 　　全球合作和经济一体化是时代发展的趋势，美国却逆势以经济霸权和制裁遏制其他国家发展。被制裁国家的科技交流和金融投资等关键领域受到限制，从而与美国保持“安全”差距。这一系列经济胁迫外交措施，实为追求“美国优先”，损害他国利益，对全球安全与发展造成严重后果。当前，世界范围内反制裁的呼声越来越高，欧盟与很多国家都在推动反制裁立法与实施，这无疑是对美国大搞经济胁迫的有力回击。 　　美国内经济衰退、社会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美国综合实力正不可避免地下降。这些美式“焦虑”导致美国更加依赖制裁手段固守其霸权地位。然而，饮鸩止渴有毒无益，美式经济胁迫终将反噬自身。 来源：通用汽车新闻

中国7月份的经济活动数据，包括零售、工业产出和投资均未能达到预期，加剧了人们对更深层次、更持久的增长放缓的担忧。中国经济增长的衰退以前曾被错误地预测过。这次有何不同？自第二季度初以来，经济活动数据一直低于预期，经济疲软引发了对中国经济接近临界点的担忧。这不是第一次了。在2008-09年全球金融危机和2015年资本外流恐慌期间，对经济增长的警钟就曾响起。中国从那些震撼性基础设施投资和鼓励房地产市场投机等措施中脱颖而出。但基础设施升级造成了过多的债务，房地产泡沫已经破裂，给金融稳定带来了风险。鉴于中国在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方面由债务推动的投资已经达到顶峰，而且随着出口与全球经济同步放缓，中国只有另一个需求来源能够摆弄：家庭消费。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的放缓是有所不同的。中国能否反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否说服家庭增加支出而减少储蓄，以及他们这样做的程度是否能令消费者的需求弥补经济其他环节的疲软。为什么经济学家关注家庭需求？与西方的消费者不同，在 COVID-19 大流行期间，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只能自主沉浮，一些经济学家所预计的中国在重新开放后报复性消费狂潮从就没有出现。但是，即使在新冠疫情之前，中国的家庭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百分比也是世界上最低的，经济学家认为这是过于依赖债务驱动的投资的经济中的一个关键结构性的失衡。经济学家将国内需求疲软归咎于私营部门投资意愿低迷，以及中国在7月份后陷入了通货紧缩。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通货紧缩可能会加剧经济放缓并加深债务问题。消费和投资之间的不平衡比日本在1990年代进入停滞的“失去的十年”之前更为严重。经济放缓会有多糟糕？7月份的经济活动数据促使一些经济学家指出，如果没有更多的财政刺激措施，中国可能难以实现今年约5%的增长目标。这仍然比许多其他主要经济体的增长要高得多，但对于一个每年投资大约其国内生产总值的40%的国家来说–大约是美国投资的两倍–这仍然是一个令人失望的结果。鉴于地方债务水平居高不下，中国对大规模财政刺激的兴趣也存在不确定性。占经济活动约四分之一的房地产市场的压力，进一步引发了人们对政策制定者遏制增长下滑的能力的担忧。一些经济学家警告说，投资者将不得不习惯于低得多的增长。其中少数人甚至提出了类似当年日本的经济停滞前景。但其他经济学家表示，鉴于青年失业率超过21%和通货紧缩压力拖累了利润率，许多消费者和小企业可能已经感受到了经济衰退期间的经济痛苦。降息会有帮助吗？中国央行周二（8月15日）的降息令市场感到惊讶。但经济学家警告说，降息的幅度太小，无法产生有意义的影响，其主要作用是向市场发出当局准备刺激经济的信号。进一步降息也可能带来人民币贬值和资本外流的风险，而这是中国将会竭力避免的情况。怎样做会有所帮助？经济学家希望看到能够提高家庭消费占GDP比重的措施。选择包括政府资助的消费代金券、大幅减税、鼓励更快的工资增长、建立一个具有更高养老金、失业救济金以及更好、更广泛可用的公共服务的社会安全网。在最近的一次中共领导层会议上，没有提到这样的措施，但经济学家们期待将在12月召开的一次中共重要的会议上，会进行更深刻的结构性改革。 来源：美国之音中文

中国最大的房企之一碧桂园，突然面临资金链断裂，让“恒大级”危机的阴云再次笼罩在中国楼市之上。 碧桂园今年上半年还是中国房企中销售面积第一，两笔美元债却“出人意料”地出现问题——每只债券的规模均为5亿美元，要求六个月付息一次，意味着在8月7日需要支付2250万美元的利息，但债权人并未收到利息。 债券违约被认为是房地产企业暴雷的第一步，过去两年中国各类房企暴雷事件此起彼伏，大多以债券违约开启危机的序幕。 不过，这笔债券尚有30天的宽限期，目前碧桂园还未构成违约。此外，按照碧桂园披露的财务情况来看，不难覆盖这笔2000多万美元的利息，市场因此有猜测称，碧桂园延期支付利息，是为了主动开启债券重组。 8月8日，碧桂园迎来“股债双杀”，多只境内债券下跌超过20%，股票跌幅14.4%，并在此后数天连续下跌。 8月10日，碧桂园继续“自曝”，发布盈利预警，称2023年上半年将出现450亿至550亿元的净亏损。碧桂园总裁莫斌在公告中称，碧桂园遇到了自成立以来最大的困难，当前首要任务是“竭尽全力保障公司现金流安全”，以“最小代价、最大价值”为目标，加快销售回款和应收债权回收，积极拓展融资，努力盘活大宗及难去化的商业类沉淀资产。 8月14日，碧桂园旗下11支债券暂停交易，共涉及157亿人民币，下一步将是与债权人协商，谋求债务重组。 下一个恒大？ 碧桂园面临危机，让人不由得联想到恒大，两家都属于中国最大的房企之一，都起家于广东，碧桂园从佛山起步，恒大出自广州。 2016年中国棚改货币化催生的楼市热潮，将许家印推上中国首富的宝座，恒大也一度成为中国最大房企。 与恒大不同的是，碧桂园拿地集中在中国的三四线城市，较少涉及一二线城市，但体量上与恒大不相上下，两者负债规模也相近，恒大负债2.43万亿，碧桂园1.43万亿元。不过，碧桂园的资产负债率为82.3%，而恒大一度达到132.6%，后者已经资不抵债，前者还没有。 那么碧桂园是否会重走恒大在过去两年走过的路？ “与此前四处扩张的恒大不同，碧桂园过去几年经营相对谨慎，努力避免踩上‘三条红线’，其资产、负债情况也更为健康。”安邦智库向BBC中文表示，如果碧桂园最终违约爆雷，很大的原因并非出自自身经营的问题，不是“无序扩张”的问题。而且给金融机构、购房者、供应商等带来的实际损失，以及直接影响可能会远小于目前已经“躺平”的恒大。 “三条红线”指的是2020年8月，中国政府要求房地产企业控制负债规模，具体而言有三条红线：一是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不得大于70%，二是净负债率不得大于100%，三是现金短债比小于1 。 如果踩了其中一条，年负债增速不得超过10%，如果踩了两条，不得超过5%，如果三条全踩，不得新增有息债务。 房企巨头中，三条全踩的只有三家，包括恒大。 不能借新债，意味着恒大突然没法“借新还旧”。与此同时，政府密集出台措施抑制房价上涨，“打击不合理需求”，使房企们住房销售的回款也开始下跌。两者叠加，恒大现金流危机爆发。 而同一时期，碧桂园的表现堪称“三好学生”——2021年，碧桂园仅“剔除预收款的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一项没有达标，到了2022年，碧桂园终于实现“三道红线”无一踩中。 财务上，碧桂园也相对健康，去年录得营业收入4303.7亿，归属股东的核心净利润26.1亿，这在一众已“暴雷”房企中实属难得。不仅净负债率进一步降至40％，达到十年来最低值，甚至公司还有现金余额约人民币1475.5亿元。 去年底政策放松时，碧桂园还被官方作为“示范企业”，允许其发债，甚至获得银行融资的支持，比如去年11月，碧桂园与工行、中行、邮储银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获得超1500亿元综合授信支持。 倒在黎明前？ 安邦智库认为，和此前恒大、融创等众多“爆雷”的大小房企不同，碧桂园在去年房企最危险的时候得以存活，而在房地产政策转向之后，也能获得正常的融资，本来能够存活下来的可能性已经很大。 在各家房企纷纷“暴雷”的2021和2022年，碧桂园业绩尚可，2021年实现净利润410亿元；2022年虽然录得亏损29.62亿元，但相比数千亿的销售额来说，亏损并不严重。 然而，2023年刚过去一半，净亏损相当于2022年全年的8倍有余。 碧桂园7月31日披露的预期业绩里也解释了自身困境：“预计净亏损主要是由于房地产行业销售下行的影响，导致房地产业务结转毛利率下降，物业项目减值增加；以及外汇波动造成预期净汇兑损失所致。” 就在碧桂园披露预期业绩前一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其中一句“要适应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适时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尤其引起关注，被认为是对房地产行业松绑的信号。 会议之后第二天，中国A股和港股出现较大幅度上涨，尤其是地产板块，包括碧桂园在内多家重点企业连涨三天。 然而此时，房地产行业的冷清已经非常明显，7 月份前三周，30个主要城市的新房销售量同比下降32%。 “与此前的政策因素、疫情因素等外部影响不同，房地产市场本身的不断下行，是碧桂园难以支撑的根本因素，如果此时倒下，可以说是倒在了‘黎明之前’。 ”安邦智库称。 不少声音呼吁救助碧桂园。 前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在微博发文，呼吁“帮帮碧桂园、龙湖等优质民营房企”。他认为，这不仅是帮这些民营房企最后的堡垒，不仅是因为大而不能倒，而是守住金融风险底线、守住民生底线的需要。“黎明就在前方，优质民营房企不要倒在黎明前。” 任泽平称，如果第一大房企轰然倒下，将冲击市场信心、经济恢复、金融风险、居民购房预期以及上下游60多个行业，关系几千万人就业，龙湖这些民营房企最后的堡垒也可能难以自保，这是不可承受之重。根据国际经验，房地产是周期之母，10次危机9次地产。 深圳知名地产评论人朱文策则撰文分析称，一旦违约，对谁违约都是失信。交不了楼，小业主会抗议，还不了外债，会遭到债权人挤兑。企业这时候就像银行一样，陷入挤兑潮，“去年发生别的巨头身上的故事，再来一遍”，可预期的现象是，碧桂园的楼盘很快会非常难卖。如果演变到那一步，会比较可怕。碧桂园的项目太多太多了，恐怕没有哪个同行，也没有哪个地方城市，有这个能力接下这个大雷。 中国楼市前景 中国的楼市受政策影响极大。前中国知名地产商任志强对此有一个颇为流行的比喻——房地产就像“夜壶”，宏观经济不行了，就拿出来用一下，刺激刺激，用完了再踢回床底下。 比如，2016年中国政府主导下，开启一轮棚改货币化，简而言之就是将城市中难以配套的老破小的区域进行拆除，给予拆迁户现金补贴，鼓励他们再拿这笔钱去购房。 这一政策造成当时中国楼市“量价齐升”，房企们通过激进的高杠杆操作，搭上政策的“东风”，瞬间膨胀，但金融风险也在累积。 到了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的报告中，首次出现“房住不炒”。此后监管逐步加码，直至2020年的“三条红线”。 此后“房住不炒”几乎变为一个当代成语，代表政府对楼市最强力的监管。 而7月政治局会议没有提及“房住不炒”。相反却承诺“适时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因城施策，用好政策工具箱”。是否代表“房住不炒”是否已成过去时？ 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房地产及金融助理教授胡荣则表示，“房住不炒”与刺激楼市，两者的关系之间非常微妙。本质上讲，“房住不炒”是指抑制投资需求，但并不排斥居民自住消费需求。而放松楼市限制的目的是鼓励居民自住消费，但并不鼓励投机炒房需求。 “然而，住房本身是有着消费品和投资标的的双重属性的。这使得这两类需求的鼓励或者抑制都往往是同时产生的，从而使得抑制或鼓励的政策的成效都难以把握。” 金利丰证劵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几表示，中国地产业的问题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它抹去了投资者的财富效应，现在没有人想买房了。 黄德几认为，房地产行业对经济的影响已到了“关键时刻”，监管机构应实施更多政策，包括进一步降息和降低准备金率。 话音刚落，中国央行在本周二宣布调降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15个基点，这意味着中国继续降息，以刺激经济。 来源：英国广播公司

中亚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优先区域方向之一，陆路交通的发展使该地区成为重要的矿产资源基地。中国的积极政策有积极的一面，但也对中亚各国构成潜在的威胁。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中国已成功形成对投资的深度依赖，而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中国正努力保持稳定的存在水平。 中国在哈萨克斯坦的矿业权益 哈萨克斯坦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铀供应国。该国在中国铀供应量中所占份额约为中国总量的65%，而哈萨克斯坦国内生产仅满足中国能源需求的20%。中广核矿业与 Kazatomprom、Semizbai-U 和 Ortalyk 持有铀合资企业 49% 的股份。 根据哈萨克斯坦对外国开发商的要求，中国必须提供投资或技术以换取矿山运营。哈萨克斯坦获得了燃料芯块生产技术，双方开始建设燃料组件生产工厂。 与对其他共和国的政策相比，中国采用了新的形式来确保其在哈萨克斯坦的存在。中国有色对外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和ERG拟在哈萨克斯坦建设电解铝冶炼厂。双方签署了向中国供应有色金属和铁合金的协议。 中国对哈萨克斯坦基础设施投资是中亚地区最大的。 中国在乌兹别克斯坦的矿业权益 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地区人口增长和各经济部门发展最具活力的国家。自苏联解体以来，该国建立了强大的地区领导力。这种愿望受到能源依赖和缺乏直接出海通道的限制。这些因素综合起来解释了中国在乌兹别克斯坦矿产开发政策的诸多特点。特别是，在乌兹别克斯坦发展核能计划的背景下，重点放在基础设施发展中的运输项目和参与铀矿开采。 与对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深度依赖政策相比，中国希望控制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投资水平。这适用于影响中国切身利益的领域。 乌兹别克斯坦阿尔马利克矿冶联合体 (AMMC) 拥有铂、铼、钯、银、金生产专利，是中亚最大的铜生产商。2021年，其收益率位居全国第二，价值5.36万亿苏姆（约合5.6亿美元）。2022年，专门从事采矿、冶金行业工程技术和装备的中国B格林公司与AMMS）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乌兹别克斯坦的另一个例子是纳沃伊矿业冶金联合公司 (NMMC)，该公司 99% 的铀产量用于出口。2022年，在价值大幅上涨的背景下，公司正在进行IPO。中国广核集团公司 (CGNPC) 自 2008 年以来一直从 NMMC 购买铀，目前正在寻求获得该合资企业的股份。中国工银标准银行作为摩根大通、花旗、法国兴业银行、瑞士信贷、德意志银行组成的财团的一部分，向 NMMC 提供了约 12 亿美元的贷款，用于实施其投资计划。中方拥有以国际价格优先购买矿产铀的权利。 来源：丝绸之路简报

铁轨远端车灯亮起，一列从北京驶来的“复兴号”列车缓缓驶入天津站站台。盛夏的风恍若带领乘客回到15年前，高铁初次在此停靠时那令人激动不已的时刻。 　　2008年8月1日，我国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京津城际开通运营，自此，随着高铁线路串珠成线、连线成网，中国人民也开始在创新制造、便利生活的“高速轨道”上奔驰前行。 　　15年来，京津城际提速扩容，拉近了京津两地距离、带动周边多个城区更新发展，更加速了人才流动、生活相通，使科技创新成果频频涌现。 　　15年后的今天，中国高铁不仅已在国内四通八达，运营里程增加到4.2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更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成为“中国制造”与对外合作的亮丽名片。 　　30分钟，京津城际见证高铁技术飞跃 　　京津城际“15岁生日”对今年47岁的火车老司机张岩而言意义非凡。经历了从内燃机车、电力机车到高速铁路全历程的他，至今记得2008年8月1日当天作为京津城际首发司机之一的感觉。 　　“从前机车内冬寒暑热，蓝色的制服总被机油蹭得脏兮兮、黏糊糊的。如今，慢吞吞的机车换成了疾驰的高铁，挥汗如雨的‘体力活’变成了不少孩子向往的好职业。”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天津机务段动车组司机张岩说，身处其间，他在舒心之余更感自豪。 　　30分钟就能实现“京津通勤”，“速度快”是不少旅客对高铁的“第一印象”。“京津城际刚开通时，不少乘客都喜欢凑到窗边看飞驰而过的风景，还常常用手机拍摄记录列车显示屏上的时速。”天津客运段京津城际车队列车长张莹回忆道。 　　运营速度提升是高铁技术进步的一个侧面。参与了秦沈客运专线、京沪高铁与京津城际研究设计工作的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胡叙洪说，我国高铁的“科研攻关史”可以追溯至20世纪90年代初。 　　1994年，广州至深圳准高速铁路投入运营，最高运营时速达160公里；1997年至2007年，中国铁路完成六次既有线大提速；2003年，最高运营时速200公里的秦皇岛至沈阳客运专线投入运营，为高速铁路建设进行了技术和人才储备…… 　　“随着速度一步步提升，我们积累了大量铁路基础设施、轨道平顺性、安全性能等方面的基础数据，为随后高铁事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胡叙洪说。 　　2018年京津城际运行十周年之际，线路运输主力全部升级为“复兴号”，全线时速调整为350公里，平稳程度、旅客出行体验再次“升级”，极大缓解了旅途的疲乏劳顿。 　　“复兴号”可以满足更为复杂多样、长距离、长时间、连续高速运行等需求，也在安全性、经济性、舒适性上大幅提升。天津动车客车段天津动车运用所技术组组长杜竞舟说，“复兴号”整车设计使用寿命达到30年，行驶阻力也比“和谐号”动车组降低了7.5%到12.3%。 　　15年来，从“和谐号”到“复兴号”，从首创时速350公里高速铁路土建工程建造技术，到创新联调联试、系统集成技术，京津城际的起步与变迁始终与中国高铁技术的发展紧紧相连。 　　构建完整的铁路建筑信息模型（BIM）标准体系，首次形成高速铁路的“数字孪生”；建立中国标准接触网技术装备体系（CRCS），实现高速铁路接触网运行状态的动态监测及故障预警；天津供电段推出基于点云技术的电气化铁路限界测量系统，可快速对测量区段接触线磨损状态智能分析评估……自“起跑”以来，中国高铁技术不断创新发展。 　　在技术支撑下，目前中国高铁基本解决了客运高峰期运力短缺的问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7.7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9311列。 　　创新无止境。一路走来，与高铁技术“同成长”的胡叙洪已投入了新的研发项目中。“下一个研究重点是时速600公里磁悬浮高铁！”他笑道。 　　4.2万公里，双城生活点燃“高铁经济”引擎 　　夜幕之下，灯火渐渐从铁轨两侧联结成串。看到熟悉的风景，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武清站站长姚冰知道，再有几分钟，自己乘坐的京津城际列车就要抵达武清站了。 　　坐落于京津之间的武清站，曾是京津城际唯一经停站，也是透视高铁经济的一扇“明窗”。 　　今年是姚冰来到武清站工作的第12年。“刚到这里工作时，武清站日均发送旅客仅3000多人次；而现在每天我们要发送旅客近万人次，是之前的三倍左右。” 　　姚冰初来时，站区周边只有几处零散的楼盘，配套商圈、生活设施还没有完全建成；随着交通更为畅通便利，不少在北京工作的居民来到武清生活，拉动多种消费业态在周边落地聚集。为满足乘客的出行需求，武清站也在2014年扩建，站房面积增加至4400多平方米。 　　与站房一街之隔的天津佛罗伦萨小镇，已成为武清区与天津市一张重要的“商务名片”。 　　从小扎根武清、在区内“新商圈”专项工作指挥部就职的袁喜伟说，目前天津佛罗伦萨小镇、V1汽车世界、创意米兰时尚生活广场三个项目每年可吸引约1000万人次到访。“京津城际经停的短短几分钟让武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连到江苏镇江出差时，不少当地人都对天津武清耳熟能详。”他骄傲地说。 　　据介绍，立足交通及区位优势，今年以来，武清区多次赴京招商推介，新签约北京重点投资项目80个、预计投资284.72亿元。上半年，全区共接待游客486万人次，营业收入22.4亿元。 　　近年来，随着京津城际停靠、驶入的站点增多，越来越多居民过上了“双城生活”，北京、天津市区及天津滨海新区间的距离得以拉近，“北京研发、天津制造”的科创产业链协同模式在高铁纽带之下加速形成。 　　2021年5月，致力于多领域智能交互技术研究与应用的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北方人才市场在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合资建立起天津北方汉王科技有限公司。自此，公司董事长李志峰来到了渤海湾畔的“创新策源地”，在京津之间往返更为频繁。 　　“乘坐高铁从北京南站到天津站30分钟、到滨海新区也仅需一小时左右，和之前我们在北京市内开车通勤的时间差不多，便捷的交通对两地人才交流以及企业发展起到了助力作用。”李志峰说，目前公司内20余名员工主要来自京津两地，有数位已经落户到园区周边。 　　今年7月1日起，中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其中京津城际每日增加3.1万个高铁座席，运能大幅提升。 　　“交通互联互通促进了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也带动了区域经济发展、加快了科技协同创新的步伐。如今，京津之间的项目、人才、资金得以充分交互，每天在这条路上穿梭的不仅是高铁，更是思想和创造的火花。”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副主任刘道刚说。 　　改变不只发生在京津之间。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中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5.5万公里，其中高铁4.2万公里；2023年，全国铁路预计投产新线3000公里以上，其中高铁投产新线2500公里。 　　到“十四五”末，中国高铁网将覆盖98%的50万人口以上城市。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像京津两地的百姓一样在区域内过上“同城生活”。 　　从促进长江经济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到实现西南地区客畅其行的夙愿，高铁大幅拉近时空距离、释放“同城效应”，加快了城市群发展，也改变了不少年轻人的工作方式。 　　“有了高铁，旅行时间普遍大幅压缩，‘千里江陵一日还’成为现实，‘坐着高铁看中国’已成为人们旅行生活的真实写照。”天津站客运车间业务指导李瀛说。 　　15年，走向世界共享“高铁名片”红利 　　在国内，覆盖不同速度等级，能够适应高寒、高原、热带等复杂气候和环境的动车组列车为人民群众搭建起出行“新时空”；在海外，代表中国高端制造水平的高铁也走出国门，在我国与更多国家之间架起友谊之桥。 　　今年6月，中国企业设计制造的印度尼西亚雅万高铁联调联试综合检测列车运行时速首次达到350公里，标志着雅万高铁已达到设计速度标准，实现了联调联试阶段性任务目标，预计将于8月按期通车。 　　雅万高铁连接印尼首都雅加达和旅游名城万隆，全长142.3公里，是中国高铁首次全系统、全要素、全产业链在海外建设项目，全线采用中国技术、中国标准。标准“从无到有”、技术“从有到优”，背后是一代代铁路人的汗水与智慧。 　　国内高铁运行速度快、密度也较高。为更好适应我国的高速铁路运营环境和条件，京津城际开通10周年之际，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有限公司等设计生产的列控系统、联锁系统、CTC系统等信号设备“集体亮相”，控制更加高效精准，故障点也随之减少。 　　技术“火花”点燃了标准体系创新的“系列反应”。天津电务段天津城际高速车间主任李斌说，经过不断摸索，天津电务段为道岔、轨道电路、电缆等设备制定了新的维修周期、内容和值班人员一日作业程序，参与编写了《高速铁路信号岗位培训教材》等一系列标准与书籍。 　　“这不仅为后续京沪、津秦等高铁线路的维护提供了参考借鉴，更进一步推动了高铁维修工作的标准化和规范化进程，为走出去奠定基础。”李斌说。 　　伴随“一带一路”建设，在国际交流合作中，不少从京津城际铁路线上走出的技术专家也带着中国标准、中国技术走向世界，让更多国家分享中国制造业的最新红利。 　　近年来，仅北京高铁工务段就已派出22名职工，参与到雅万高铁介入、运维工作中，把中国高铁工务养维理念和方法带到了印度尼西亚。 　　“中国参与建设的中老铁路、印尼雅万高铁、亚吉铁路、乌兹别克斯坦卡姆奇克隧道等基础设施项目，为改善当地民众交通出行条件、推动当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与力量，获得了所在国政府和当地人民的高度评价。”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陈文健说。 　　与此同时，中国也在“授之以渔”，通过鲁班工坊等国际合作项目，为世界各国培养高铁技术人才。 　　“20多年的时间里，我国经历了从引进、消化、吸收到创新的技术历程，在学习参考国外先进经验的同时也‘苦练内功’。如今，我国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自主的高铁知识产权与标准体系。”胡叙洪说。 　　正当青春年，驰骋海陆间。经过多年创新实践，中国成功建成并运营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现代化水平最高的高速铁路网，高铁已成为中国亮丽的国家名片和自主创新的成功范例。 　　“未来，中国将进一步推进高铁技术攻关，向更加高速、智能、绿色的方向发展，同时加强国际合作，让中国高铁更好走出去，助力当地产业发展、造福当地民众。”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城市交通中心主任程世东说。（记者李鲲 刘惟真 齐中熙 丁静） 来源：中新网

7月29日，英国《金融时报》发布了对德国博世集团董事会主席史蒂凡·哈通的采访文章，这位欧洲最大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的“掌门人”表示，欧洲国家不应该炒作“企业在华风险”，而是要致力于提高欧盟的竞争力。他直言，欧洲无法通过“孤立自己”来降低风险。 　　报道称，一段时间以来，受到地缘政治因素影响，欧洲一些国家开始担心企业“对中国的依赖”，“去风险”一词的出现频率越来越高。本月早些时候，德国政府还发布了首个“中国战略”，以“去风险”的名义警告德国企业减少对华依赖。 　　但哈通认为，欧洲各国政府应该把更多的时间用在提高欧盟竞争力上，而不是炒作欧洲企业在中国开展业务的“风险”。他在德国斯图加特的博世集团总部对《金融时报》表示，如果欧洲人想要保持竞争力，各国政府就需要把改善单一市场作为目标。 　　他指出，欧盟27国内部还存在很大的问题，“你时常会发现，在很多领域里，欧洲国家之间的壁垒和进出口关系要比在欧洲以外做生意更加糟糕。” 　　在哈通看来，对“去风险”话题的关注至少意味着，欧洲政客们确实在研究“欧洲企业的利益所在”这一问题。但他直言，“‘去风险’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术语，因为它说得太简单了……你无法通过孤立自己来降低风险。” 《金融时报》称，中国在新兴的电动汽车产业中占据优势地位，欧洲汽车行业正努力跟上这场全球竞争的步伐。博世去年表示，将斥资20亿欧元培训部分员工，以更好地适应电动汽车时代。本月早些时候，博世还宣布将向氢技术的研发与制造投资25亿欧元。 　　中国市场在博世集团的业务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去年，博世882亿欧元（约合6936亿元人民币）的销售额中，有大约一半来自欧洲以外的地区。英国路透社2月报道称，博世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约占到其全球总销售额的五分之一。 　　在过去十年间，博世在中国市场的累计投资额超过500亿元人民币。今年1月，博世宣布投资10亿美元，在苏州打造新能源汽车核心部件及自动驾驶研发制造基地。哈通当时在声明中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充满希望和活力。作为一家跨国企业，我们需要充分利用该国本土的研发能力和生产能力。” 　　对于部分西方政客炒作的“脱钩”议题，已有欧洲多家企业高管发出警告。4月，德国梅赛德斯-奔驰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主席康林松接受《图片报》采访时强调，中国与欧洲、美国等全球经济主要参与者关系密切，与中国“脱钩”是不现实的，只会让德国大部分产业面临风险。 　　德国默克集团首席执行官葛丽鹤也在6月的一场记者活动上表示，解除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将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她希望通过对话缓和中国与西方大国间的紧张关系。葛丽鹤提醒说，“全球化给世界带来了福祉，带来了更多创新与合作，而我们却正冒着失去它的风险。” 原标题:“孤立自己并不能去风险，别整天盯着中国说事” 来源：青年报

新华社记者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年轻人用巧手修文物，守护党史的厚重；陕西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真挚而热烈的宣誓声饱含青年拳拳爱国情；江西井冈山，茨坪革命旧址群，“海归”青年用中英双语讲述着革命故事…… 　　一个个承载着中共光荣历史的红色圣地，感召着千万中国青年追寻、守护、传承红色基因。 　6月30日，观众在延安革命纪念馆观看《伟大历程——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历史陈列》。新华社记者 张博文 摄 　　截至2022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9804.1万名，其中不超过35岁的党员共计2393.5万名。 　　追寻 　　王家坪、宝塔山、枣园、南泥湾……18岁的马建国终于亲身来到这些向往已久的红色遗迹。高考结束不久，他便从甘肃兰州出发，踏上了寻访革命圣地延安的旅途。 　　作为文科生，爱好历史的马建国高中时便已了解不少革命故事、党史知识。当时，那些史料对他而言仍然“停留在文字上”，缺乏真切的感受。 　　直到跨进低矮的窑洞，触摸着粗粝的墙壁，他真正发觉“课本上的文字活起来了”，“历史有了具体的模样”。 　　“重走老一辈走过的路线，是一种锻炼和洗礼。”马建国说，这次旅行不仅是对所学知识的一次巩固，身临其境地感受到革命历史里的波澜壮阔，让他更加坚定早日成为中共党员的信念。 　6月30日，观众参观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中央大礼堂。新华社记者 张博文 摄 　　“近距离感受我们党艰苦卓绝的奋斗历史和无私奉献的伟大精神，能够激励青少年更好传承红色基因，树立理想信念。”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管理处副主任薛健说。 　　从中共一大会址到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从遵义会议会址到河北西柏坡……暑期临近，全国各地的红色旅游景点游人如织，其中不乏许多青春靓丽的年轻身影。 　　据携程发布的《2022年上半年红色旅游大数据》显示，从红色景区的游览客群年龄分布来看，“80后”“90后”游客分别占比41%和26%。青年群体参与红色旅游比例显著提升。 　　复旦大学政党建设与国家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长忠教授认为，青年一代通过参观红色圣地，了解中共建立、发展、壮大的历程，从而能够联系起自身与光荣革命传统的精神纽带，从信仰源泉中汲取奋进能量。 　　守护 　　2021年6月，中共一大纪念馆开馆，中共一大会址也完成修缮。两年多来，纪念馆较过往的展览陈列面积大幅增加。基本陈列展厅建筑面积约3700平方米，大批原汁原味的红色文物首次与观众见面。 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13位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回望百多年前，他们很多也是当时那个时代的“80后”“90后”。百多年过去，如今的“80后”赵嫣一，正在用文物修复及仿制方式，守护着那些革命先贤、仁人志士留下的“珍品”。 　　“让每一件陈列品都保持它朴实无华的一面，留存住最鲜明的时代特征，更易打动人心。”赵嫣一说，在文物修复的过程中，她总是会将自身对于历史的体会与感悟融入其中。 　　中共一大会址，曾是革命志士李书城、李汉俊兄弟的住所。一大会址重新对外开放后，着重展示了李书城、李汉俊当时工作生活的真实样貌。 　　赵嫣一举例说，展出的李家合照所选用的相框，便“复原”了20世纪20年代的真实风格，“我们对这些相框的材质进行还原处理，保存百年前的时光印痕”。 　　修复和仿制文物，枯燥而辛苦。但赵嫣一觉得这项工作充满了精神的力量。“希望通过仿制与修复，让参观者一眼就能感知到100多年前的那段历史，领悟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 　　传承 　　“爷爷一辈子都在守望井冈山精神，告慰他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井冈山精神的火种生生不息、代代相传。”34岁的青年“海归”毛浩夫说。 毛浩夫生活在一个被红色文化滋养的家庭，他的爷爷毛秉华数十年如一日宣讲井冈山精神。 　　2018年7月，毛秉华因病去世，从英国留学归来的毛浩夫便从爷爷手中接过了接力棒，成为井冈山上的一名宣讲员，用中英文双语向海内外游客讲述革命故事。近年来，他累计宣讲了4000余场，线下听众达10万人次。 　　近些年，毛浩夫致力于挖掘历史资料。他深入湘赣两省边界各县农村，拜访了数十位红军后代。 　　毛浩夫认为，“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的井冈山精神，就是井冈山时期留给人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对党和国家的拥护与热爱应该是我们新时代年轻人的信仰和追求。”毛浩夫说。 　　2016年，毛秉华在给孙子的信里写道，“对井冈山精神要做到真学、真信、真用，这是一辈子的事情”。 　　这些话深刻地影响着毛浩夫。他希望自己不仅仅是简单继承一份工作，而是能够继续传扬井冈山精神，为培养有理想、有抱负的新时代青少年贡献力量。 　　在毛浩夫和团队的带动下，当地组建了一个“小红军宣讲团”，由中小学生组成，其中不乏革命烈士的后代。节假日里，学生到井冈山各景点为游客义务讲解，如今已接待游客超过7万人次。 　　“红色基因的传承为青春注入浩然正气，照亮青春底色。”郑长忠认为，亲身实地深入红色圣地扎根实践，更有利于青年一代明理增信、崇德力行，培养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记者：黄扬、许晓青、赵鑫虎、程迪、陈昌奇、王奕涵） 来源：新闻

　　“美国与荷兰政府正计划实施立法，进一步限制对华销售芯片制造设备，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这是昨天（6月30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路透社记者的发问。 6月30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记者提问画面 图：外交部网站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做出了回应。其中关键一句—— 　　“中方将密切关注有关动向，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1 　　在海叔看来，目前美国与荷兰之间这一涉华限制动向，本质上说，是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一个具体体现。当然来势汹汹。 　　具体来看，所谓“进一步限制对华销售芯片制造设备”，说白了就是不希望荷兰对中国出口高端光刻机。 　　有关美国为什么要这么做的问题，其实不用过多分析。其遏制中国大陆的芯片产业之外，其实也在遏制包括荷兰、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芯片产业。所谓“遏华”，其实是一箭双雕之计。一方面希望中国芯片产业以及其周边产业降速发展，甚至停滞发展；另一方面，也通过此等遏制，令美国的那些小兄弟们市场规模缩小，其实也降速发展。 拜登宣布进一步扩大对华芯片限制，背后目的不仅仅是遏华 　　美国其实是希望以此来延缓全世界的芯片产业发展，由此令美国自身的芯片研发得以发展起来。毕竟，最尖端的芯片技术才是市场上的头部利润。美国无非是为了这块肥肉不落入其他人口中，才打着遏制中国的旗号在行动。 　　荷兰当然有苦说不出。作为芯片产业有独到之处的国家，其当然希望自身利润也最大化，同时拥有长期的、平等待之的合作伙伴。纵观全世界，还有似中国这般“优秀”的合作伙伴吗？ 2 　 荷兰阿斯麦公司 　　有意思的是，就在美国、荷兰政府有新的勾当的时候，亦即荷兰政府颁布有关半导体设备出口管制的新条例的6月30日，荷兰光刻机巨头阿斯麦公司（ASML）给中国多家媒体发了一份声明。 　　声明指出，ASML需要向荷兰政府申请出口许可证才能发运最先进的浸润式DUV系统（即TWINSCAN NXT：2000i及后续推出的浸润式光刻系统）。荷兰政府将决定是否授予或拒发出口许可证，并将向ASML提供许可证所附条件的细节。 　　但请注意，阿斯麦公司进一步表示，并非所有浸润式DUV设备出口都需获得荷兰政府许可，其别的系统的发运未受荷兰政府管控。 　　从中不难读出阿斯麦公司满满的求生欲。 　　其实，在拜登当局鼓捣那么多对华遏制之事的时候，我们也该注意到，包括美国在内，全世界诸多企业家，包括诸多跨国公司，都纷纷在表示，希望与中国有更多生意往来。 6月27日，第十四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 　　在刚刚结束的第十四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中国如何进一步对外开放，成了世界媒体聚焦的点。 　　中国声音、 　　中国思路、 　　中国举措、 　　中国方案， 　　备受瞩目。 　 第十四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会场 图：天津市委宣传部 随着疫情后的世界重启进一步进行，达到渐渐高速发展的时刻之时，与中国做生意，共发展，一定是世界主流的声音。 　　难道美国希望自己变成世界边缘的一种存在？如果不是患有自闭症，就与中国牵手！这没什么可犹豫的。 　　3 　　不得不说，中国自身的芯片产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美国越是打压，中国越是能够逆风而行，攻克一个一个堡垒，赢得一个一个胜利。 　　当然，我们更期待人类的共赢。 　　芯片，看似一个大难题。但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进步的进程中，类似的往事并不如烟。回头看，各时代的高科技产品，终有惠及全人类的时刻。比如我现在正在写稿所用的笔记本电脑，已经使用了十几年的货色，曾几何时，也是相当高端的存在。可而今安能说自己很高科技呢？ 　　回看这个时代，如今的美国当局，别成为一个笑话！ 来源：新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