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日报8月30日登出 Lingling Wei 和 Stella Yifan Xie 合撰的分析文章说，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对西式消费驱动型增长理念有根深蒂固的反对，认为应坚持财政纪律，尤其是考虑到中国沉重的债务负担，这使得类似美国和欧洲的刺激或福利政策不太可能出台。
文章开头写道，意识形态对中国经济政策的影响正达到近50年前中国向西方开放以来从未有过的程度，这阻碍了中国领导人采取措施刺激疲软的经济。
经济学家和投资者一直在呼吁中国政府采取更大胆的举措来提振经济，尤其是通过促进消费支出，必要时像美国在疫情期间那样派发现金。
经济学家表示，中国加快向消费主导型经济转型将使经济增长更具有长期可持续性。美国等国家的经济就是以消费为主导。
但了解北京方面决策的人士称，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对西式消费驱动型增长模式有根深蒂固的思想上的反对。这些人士表示，习近平认为这种增长是一种浪费，与他把中国打造成世界领先的工业和技术强国的目标不符。
文章续称，习近平认为，中国政府应坚持财政纪律，尤其是考虑到中国沉重的债务负担。这些人士表示，这使得类似美国和欧洲的刺激或福利政策不太可能出台。
同样不太可能发生的还有以市场为导向的重大改革，或者是多年来经济向更加集中化管控的转变出现重大逆转。尽管中国政府已经放松了对消费互联网公司和其他私营公司的整顿（这种整顿行动已导致私营部门投资减弱），但政府仍对这些公司不受监管的扩张持怀疑态度。
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前景日趋暗淡。文章指总总迹象纷纷出笼：制造业活动萎缩，出口下降，房价低迷，消费者价格陷入通缩。青年人失业率创历史新高。
华尔街日报注意到，习近平8月16日在中共机关刊物《求是》杂志发表的文章中表明，中国政府希望避免采取更加西化的刺激政策。他敦促人们保持“耐心”，并强调需要避免效仿西方的增长模式。
据两位熟悉中国政府决策的人士说，发表上述文章的时机是有意安排的。习近平于今年2月发表了讲话，但直到中国公布了显示经济持续疲软的新数据后，讲话才被公开发表。
这些人士称，现在公布这一讲话内容，领导层意在回击国内外敦促中国政府采取更多措施刺激经济的呼声，尤其是关于推出面向家庭而非政府项目的一揽子财政计划的呼声。
文章提到，另一份党刊《学习时报》也发表文章，明确反对向消费者发放现金。这篇官方文章表示，这种方法虽能起到一定作用，但成本太大，在中国根本不可行。
负责处理媒体对高级领导人提问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没有回答华日记者的提问。
任何进一步的刺激措施都应符合党的目标
文章笔锋一转称，中国政府最终也许会采取更激进的刺激措施，尤其是如果目前的做法可能远远达不到政府今年5%左右增长目标的话。一些经济学家指出，中国政府最初拒绝放弃严格的动态清零防疫政策，但在成本变得太高时突然改弦易辙。
经济学家和熟悉中国政府想法的人士说，目前更可能的选项包括加大基础设施和其他政府重点项目的支出，以及在最近几次降息之后进一步放松信贷。
此类举措反映出，北京方面更倾向于让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核心作用，不论是通过投资于基础设施，还是通过把资金引导到半导体、AI等有助于推进中共目标的特定行业。
文章再提《学习时报》8月16日的前述文章，强调了这种存在已久、以投资为主导的模式有何好处，称“投资不仅形成即期需求，而且是增长的真正动力”。
但许多经济学家担心，这样不足以重振中国经济。随着中国政府可建设的有用项目逐渐告罄，通过投资于道路、工厂和其他硬资产来驱动经济增长的回报率已在下降。
经济学家表示，消费在中国经济中所占比重仍然较小，但如果得到适当的促进，有望在多年间为增长提供动力。
不作为的风险
一些经济学家警告称，中国等待的时间越长，陷入长期经济停滞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也许会使中国从全球增长的一个可靠来源变成世界经济的一个风险。
“投资者正在等待中国政府发出采取明显更强有力、更有效刺激政策的信号，”总部位于纽约的谘询公司22V Research中国研究部主管Michael Hirson说。“最新的迹象暗示，中国政府将继续采取保守策略，尽管这样做可能不足以解决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
同时，高负债、尤其是地方政府的高债务问题，进一步制约了中国政府的刺激选项。据了解北京方面决策的人士说，习近平和他的团队认为，在刺激经济方面，他们必须谨慎行事，以免破坏前期控制债务和抑制投机方面的努力，尤其是在房地产领域。
文章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出台的刺激措施仍是小修小补，效果有限。由于信贷需求不振，几次降息都未能起到刺激经济活动扩张的作用。
对“福利主义”的长期恐惧
文章强调出，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不愿加大力度押注刺激消费。中国官员抗拒采取一些会鼓励人们减少储蓄、增加消费的政策调整，比如扩大医疗福利和失业救济。虽然社会福利支出不足与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既定目标背道而驰，但中共将其正当性押在给人民带来持续繁荣之上。
文章引述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郝福满（Bert Hofman）表示，中国家庭从社会保障体系中获得的现金福利仅占GDP的7%，约为美国和欧盟比例的三分之一。
郝福满说：“就旨在扩大需求的具体措施而言，并没有采取什么措施。”他说：“不愿意这样做的主要原因在于意识形态，习近平曾多次表示，中国不应建设西方式的福利国家。”郝福满曾任世界银行中国局局长。
熟悉中国政府想法的人士说，习近平早在2016年就表明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文章续引习近平在当年的一次讲话中说：“我国不是需求不足。”当时他刚刚启动了旨在扩大中国工业规模的改革。
他说，中国不应优先考虑需求，而应解决“有效供给能力不足”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建设更多的工厂和工业——这样才不会过度依赖“出境购物”购买西方商品。
在此后的讲话和著作中，习近平一直强调中国需要减少对其他国家的依赖，并警告说，如果中国政府过多地支持家庭以促进消费，将会带来风险。在《求是》杂志2022年的一篇文章中，他警告地方政府不要“搞过头的保障”，防止国家落入“福利主义”养懒汉的陷阱。
文章援引世界银行的数据写道，中国的家庭消费在连续几年稳步上升后，自2016年以来已趋于平稳，约占GDP的38%。美国的这一比例为68%。
瑞银的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家庭将可支配收入的33.5%用于储蓄，高于2019年的29.9%。中国的家庭储蓄率一直位居全球最前列。
香港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对华尔街日报表示，中国的决策者长期以来都认为，与其把钱发给民众，不如把资源调配到国有部门以便更快且更可靠地促进经济增长。他说，决策层认为消费者比国有企业更加变幻莫测，更不容易掌控，消费者手中即使有了钱，也不一定会花得更多。
据了解中方与外国机构交流讨论的人士说，中国官员在向跨国机构解释他们为什么不愿意像美国在新冠疫情期间那样直接发钱或优惠券时，都提到了这种观点。
中国官员在这些会谈中还强调要避免经常项目出现赤字，因为在中国与西方的紧张关系愈演愈烈之际，经常项目赤字将意味着中国对外部世界的依赖性增强。与会人士说，这样的情况意味着中国应继续专注于促进投资和增强自身的供应来源。
文章总结，据这些人士说，中国官员告诉跨国机构的同行，习近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当年他住在窑洞里，和民众一起挖沟渠，这样的生活经历促使他形成了艰苦奋斗会带来繁荣的观念。一位了解这些会谈内容的人士说：“中国人传达出来的信息是，西方式的社保支持举措只会助长懒惰。”
资料来源：rfi 新闻